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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恐怖主义的信息传播与治理对策 　　2019年，isis极端组织已完全失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控制权，西方媒体宣布这是“历史性时刻”，但是，新西兰恐怖袭击和斯里兰卡爆炸事件却表明，世界反恐形势依然严峻。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史蒂夫在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流动研究中认为新恐怖主义已经成型且向其他国家蔓延。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形势也很严峻。有研究者认为，对我国反恐局面作过于乐观的判断绝非科学、适当之举。受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与国际因素等影响，我国在未来几年之内依然要对恐怖主义问题保持高度警觉，特别是要重点防范“回流”问题。①与此同时，我国恐怖主义传播也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恐怖组织自制的宣传产品通过“蝇蛆网络”等网络与青少年用户直接接触；另一方面，自媒体甚至个别机构媒体把关不严，甘愿与恐怖共生，甚至主动“恐怖直播”。因此，如何防范转型后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媒体反恐的策略与方法一直是传播学界思考的问题。 　　一、传播支配下的恐怖主义 　　从恐怖主义的历史中可知，早期恐怖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肉体上消灭对手，并未重视传播的价值，如公元前44年的罗马元老院刺杀盖乌斯·犹理乌斯·凯撒。直到18世纪，随着大众政治和公共舆论的兴起，传播的价值才得以凸显。欧洲革命期间，激进主义者保罗·布朗索在总结革命失败时认识到“需要通过行动来告诉群众革命是什么，使它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②这个观点被其他激进组织认可并开始强调“以行动为宣传”或“作为宣传武器的行动”，鼓励激进分子利用大众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而1998年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和“9·11”事件使极端组织更加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威力是爆炸越猛烈，行动越完美，宣传效果越好”。③ 　　实际上，传播在恐怖主义的话语修辞中一直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菲利普·卡博把恐怖主义看成一个象征行为，他认为，恐怖分子的暴力信息传递需要特定的受害者，不论是个人或是机构，但是传播的目标或对象却可能不是特定的受害者。 　　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网络的价值逐渐被恐怖分子所认识。美国加州安全与智能研究所的柏林·科林首次用“网络恐怖主义”一词来描述网络空间中的恐怖主义行动。美国乔治城大学多萝西·邓琳教授是最早研究网络恐怖主义的学者之一，她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和网络空间的结合，是一种与传统恐怖主义截然不同的新形式，具体指的是非法攻击或者威胁攻击计算机、网络以及存储在其中的信息，以威胁或者强迫某国政府及其人民来满足政治或社会目的。④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洛德·斯塔克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是由非国家或国家主使的集团进行的、有目的的网络战或以网络为目标的暴力活动，目的是为引起目标人群的恐慌、焦虑和痛苦，以毁坏军事和民用设施。⑤ 　　网络在恐怖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两层含义：一是攻击网络的恐怖行为；二是利用网络实施或传播恐怖信息的行为。如今，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恐怖主义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目标或工具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关系。在此过程中，恐怖主义的传播性更加凸显。 　　二、恐怖组织的传播实践 　　虽然在反恐高压下，极端恐怖组织的传播行为受到极大抑制，但这并不表明恐怖组织没有传播行为，或者仅仅是简单的传播行为。实际上，恐怖组织拥有较为成熟的传播体系。 　　首先，恐怖组织拥有较为完备的宣传机构。对于合法组织而言，宣传部门是发布信息、构建形象与舆论引导的组织机制。要履行宣传部门的职责，必备的人员和经费是关键。正常的组织构建宣传部门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是，isis极端组织不但成立了amaq新闻社、网络和新媒体办公室，而且还成立了四个宣传基金会。同时，isis极端组织的宣传机构在中央层面上形成了“新闻社+基金会+宣传部”模式，在地方层面还构建了相互独立的办公室。由此可知，恐怖组织已经掌握了传播的基本规律。⑥ 　　其次，充分挖掘媒体资源。一是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甚至脸书、推特、手游等都统一在一个宣传组织下，形成纸质媒体为中心、网络和新媒体为辅助平台的媒体体系。二是积极构建新媒体。网站是恐怖主义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很多实力雄厚且存在时间较长的极端组织都有网站。2015年，isis极端组织推出一款名为“黎明的喜讯”的app，该应用上架几天内就在推特上引起40000多条讨论。三是热点事件营销，尤其是利用流行元素吸引年轻人，比如包装“维也纳女孩”，两位嫁给恐怖分子的17岁少女通过在脸书上炫富来诱惑其他年轻人偷渡去中东地区。其次，用与名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捆绑营销，在热点事件中@名人账户，在回复版块中传播恐怖信息。最后，通过光辉泛化法把恐怖分子头领的血统“纯正化”，通过血统论来提升组织的号召力。 　　再次，不择手段利用西方主流媒体。有数据表明“在1981到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