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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些发现“陶寺”的考古学家们致敬 《?人民政协报?》?（?2022年09月15日???第?03?版） 贺云翱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一方文明的沃土。黄河与太行护卫着左右，使之成为汇聚中原、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带多元文化的长廊和宝地，而流经其中的汾河平原，则成为发育农业和城市乃至国家文明的摇篮。为此，在近些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中，山西当然成为世人瞩目之处，而陶寺遗址又是其中的一位“骄子”。 去年9月，全国政协“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保护与利用”调研组在刘奇葆副主席率领下到了陶寺，我有幸作为其中的成员，在遗址现场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队长高江涛博士的介绍，也目睹了考古学家们在此发现的4500年前左右的城垣、宫殿、观象台以及墓区等重要遗迹。当时，站在遗址上，想着脚下这块土地竟然埋藏着一座神秘的“文明古都”或“尧都”，还被专家们誉为是“最早中国”所在，不由得对发现和认识这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遗存的考古学家们产生深深的敬佩。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处的古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初，已被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现，并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经过三次复查，但是那时的人们还没想到它究竟包含着哪些重要信息。据最早主持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高炜先生回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59年就成立了山西工作队，首任队长张彦煌先生带领一批考古人用三四年工夫在晋南从风陵渡到临汾约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调查到300多处遗址。1973年，山西队向苏秉琦先生讨教，如何在这300多处遗址中确定课题，又从何入手？苏先生提出以“探索夏文化”为课题，从寻找到“有都邑性的大遗址”入手。在苏先生的启发下，张彦煌、徐殿魁、高炜、叶学明等一批考古学家从306处遗址中选出26处进行复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今后在晋南工作的四个首选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陶寺遗址，可见当时这批考古学家们拥有多么深邃的学术眼光。 转瞬间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共同组成了陶寺遗址考古队，由高炜先生任队长，高天麟、张岱海、解希恭等成为重要成员，但是当时主张发掘陶寺遗址的决策者却是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 苏秉琦先生和夏鼐先生都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有着特别研究和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苏先生写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夏先生写过《中国文明的起源》，都是享誉中外的名著。陶寺遗址考古后来能有惊人的发现，离不开这两位考古大师的最初点拨指导。如果再让我们把目光回望一下，其实早在1925年3月，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称誉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代表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选择的就是为探索“夏文明”而开展工作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确实，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仍有诸多先生认为：陶寺可能就是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夏墟”，是中国夏文明的开启之地！ 1978年到1983年，陶寺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高炜先生主持下展开的。这次发掘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陶寺文化”，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或公元前2500年到前1900年间，又“理出晋南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陶寺文化的脉络”，关键是获得了一批极其重要的材料，“遇到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一些现象”。 在2000年左右，梁星彭先生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夯土基址和城墙，确认陶寺是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使陶寺考古在此获得重大突破。同时还新发现一处墓地，墓中出土铜齿轮形器、玉瑗、玉璇玑等礼乐重器，从而认识到陶寺可能是4000多年前的一处重要都邑性城址。 陶寺考古中更重要的一个时期始于2002年。从这年起，考古学家主动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之“聚落反映社会结构”课题探索陶寺中期城址内布局的要求，采用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天文考古等多种方法，相继发现陶寺早期城址、围在中期城垣内的独立贵族墓地、更丰富的玉器和漆木器随葬品、宫殿建筑遗存；尤其是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出现的形状奇特、结构复杂、气势宏伟，可能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建筑遗迹等。主持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何努先生等依据这些新的发现，认为陶寺文化兴起时就直接伴随着城址的出现，这意味着陶寺文化从诞生之时就打上了“都邑文化”的烙印。 2010年，陶寺考古及其文明探源的“接力棒”交到了年轻的考古学家高江涛博士的手上。他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思路，寻求更新突破，结果发现了手工业区的大型“官署”建筑和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遗迹，这一重大发现向人们展现了陶寺古城复杂的空间结构和中国最古老的都邑宫城建筑形态及其布局。该发现也因其特殊价值而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21年9月，我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也见证了陶寺文明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