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读后感——少年心事当拏云.docVIP

PAGE PAGE 1 《国史大纲》读后感——少年心事当拏云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 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 对其本国以往历史, 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 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 ——钱穆《国史大纲·序》 《国史大纲》写作之时, 正值国难当头, 危急存亡之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钱先生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 跟随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一起开始了南渡北归的艰苦历程, 一路先长沙后昆明, 辗转走遍大半个中国, 阅尽生灵涂炭, 终于成功转移到大后方。在昆明宜良县, 有山名曰伏狮山, 山上有寺, 名曰岩泉禅寺, 此地层峦耸翠、清泉淙淙, 恰是长期奔波后休养生息的佳境。彼时由于战乱中流离失所, 西南联大南迁途中未能携带太多图书, 为继续研究其他课题所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难免捉襟见肘, 钱先生遂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此前断断续续书写3年之久, 作为笔记之用的中国通史写作上。历时数年, 《国史大纲》终于在1939年6月完稿, 并立刻获得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国内各大高校认可, 成为大学国史课通用的讲义, 并以其博大的视野、严谨的考证和精深的见解震惊史学界, 一举奠定了钱先生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 阅读《国史大纲》过程中, 第一感觉是考据极其精深细致。以秦汉史为例, 由于秦汉史资料少, 疑点多, 佐证和观点都很难加以判断, 极难研究, 非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极其坚深者难以吃透。钱先生最初只是无锡乡间的中学教师, 凭借自己独到的见解, 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 震惊学界, 并因此被北大破格特聘为讲师, 此后《先秦史》的发表更是展现出了极高的考据才华, 这些工作也奠定了钱先生对先秦史的深刻理解, 并得以在《国史大纲》中系统地展现出来。在《国史大纲》中, 钱先生考证中引用了诸如《竹书纪年》、《世本》等其他资料和诸子论说, 从多方面弥补和印证了《史记》的记录。他对空桐、阪泉、湘泉等地名的考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些地区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 从而将古文献难以深究的记载和中国古老传说中文化源头的炎帝、黄帝的活动范围互相印证, 提高了中国历史的可信度。20世纪30年代是“记诵”、“考据”等几大治史传统在中国史学界风行的时候,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力主“层累堆积”, 将中国古代史斥之为穿凿杜撰, 钱先生则凭借对古代文献的扎实考据, 重申了古文献未必不可信。遥想当年北大课堂之上, 五四时期的革新风尚和谨慎的温和治史观念针锋相对, 该是多么精彩的场面。 《国史大纲》另一精彩之处, 在于对政治和经济史的解读。以唐宋为例, 国人为重塑民族信心, 言必称颂汉唐, 喜尤以唐朝为甚, 然而, 事实上不仅唐初的开元盛世盛况空前, 晚唐的凋敝荒凉也令人震惊。在《国史大纲》中, 钱先生翔实的数据资料如户口表、赋税表等, 证明了南北朝末期起, 隋朝借北朝世家门第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大的治国理念, 和南朝盛极一时的繁荣文化相结合, 缔造出了极其繁荣的盛世, 并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有唐一代, 几乎完全承袭了隋朝的各项制度。钱先生对“租庸调”制和东晋“府兵制”着墨甚多, 通过翔实的数据, 论证了这两项日后积重难返的制度带来的富国安邦的效果。对于晚唐藩镇割据的政治状况的原因, 钱先生的分析也很有创新之处。今人的观点大都忽略了彼时唐代藩镇军阀的籍贯特点, 多数节度使如安禄山、史思明等皆为胡人, 其虽勇武有余, 却未受礼义教化, 忠君之心轻, 重利之心重, 这在钱先生看来, 也是藩镇乱国的重要原因, 不应被忽视。因藩镇割据、宦官乱权和回鹘吐蕃等外患交加之下, 唐末黄河流域和河西走廊因巨大的灾难和战乱, 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倒退, 在钱先生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晚唐之后, 钱先生将宋朝的经济繁荣与武备积弱的双重特点进行了详细解剖。唐末宋初, 天下大乱, 世族门阀的力量在混战中损耗殆尽, 执政力量大幅削弱, 以致宋朝不得不大开科举, 逐渐培育出了“起于微寒”的士大夫阶层, 并最终缔造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平民政府。但北宋广泛取士所带来的冗员, 也造成财政状况恶劣, 入不敷出的高赤字局面。钱先生列举分析了两宋历时两百多年间的财政收支、军费开支、漕粮运转等诸多数据, 清晰地阐明了北宋的财政之弊。此外, 钱先生在探讨北宋政治得失之时, 将吏治好坏与士大夫责任感, 平民政府与帝王私家内廷之间的抗衡视作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 将传统社会政权看做帝王私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天下公器两者分权的治理结构, 也表现了钱先生对传统政治的高度赞同和肯定。总体来说, 钱穆的众多制度分析都因为举证翔实, 逻辑合理, 而颇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