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会通何以可能——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读后感.docVIP

PAGE PAGE 1 中西哲学会通何以可能——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读后感  2019-11-09 牟宗三关于他自己“道德的形上学”体系的架构,由区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开始。他认为,前者的重点在“道德”而非“形上学”,而后者则重点在“形上学”而非“道德”:“‘道德底形上学’重点在道德一概念之分析;‘形上学’是借用,义同于‘形上的解释’,而此等于分解的推演,即说明道德之先验性。‘道德的形上学’重点在形上学,说明万物底存在。此是唯一的可以充分证成的形上学。此独一的形上学,我们将名之曰‘本体界的存有论’,亦曰‘无执的存有论’。”1 一言以蔽之,在牟宗三的用语里,“道德底形上学”是指“道德哲学”,即以形上学(纯哲学)视域阐释道德本质的学说,而“道德的形上学”则是以道德路数架构的哲学——本体界的存有论,或曰“实践的形上学”。他又认为,康德由“道德”进入“哲学”的路数没有什么不妥,是可取的,但康德只承认上帝有“智的直觉”,而决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因而康德未能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他最终所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只是“道德神学”而非“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指出,自己与康德的区别,从根本上讲,仅在于他承认人有“智的直觉”而康德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并不将承认人有“智的直觉”视为他个人之空前绝后的睿智,反倒一再强调:承认人有“智的直觉”系儒释道三教的共识,是中国文化绵延久远的思想传统。由此不难推断,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之哲学建构,是他将东方的中国哲学与西方的康德哲学加以会通的产物,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他以中国哲学纠正、弥补康德哲学缺失的产物。从《心体与性体》第一部《综论》(1968年)到《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4年)、《现象与物自身》(1975年)再到《圆善论》(1985年),牟宗三在其学术生涯的晚期,都是以这一方式(笼统地讲指中西哲学会通,具体地讲指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会通)来建构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问题是,既要谈中西哲学会通(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会通),就得先谈中西哲学会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在上列著作中,牟宗三要么未涉及、要么虽有所涉及却语焉不详。牟宗三正式详讲这个问题的著作是《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此著虽系讲辞2,但在我看来,它是牟宗三讲“中西哲学何以可能会通”问题之最详实而易明的著述。 一 中西哲学会通问题,内含一个先在的问题:哲学要不要会通、能不能会通?牟宗三谈“中西哲学会通”,一开讲便予这个问题以明确的回答。 牟宗三认为,哲学与科学都是追求普遍的真理,但并不能因此将哲学与科学同等视之。科学“无所谓中国的科学或西方的科学,就只有一个科学。而且科学是无国界、无颜色的,这对科学的真理来讲是最明显的”3。这也就是说,全人类只有一个科学,科学所追求的普遍真理,例如数学所讲的2+2=4,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一样的,因而科学就不存在所谓会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哲学完全视同科学,否则就只有一个哲学,正如没有两个科学一样”3。言外之意是说,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哲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哲学因此有会通问题。 哲学是追究世界万物究极根源或曰根据的学问。那么,就哲学的这一定义来说,哲学有何必要非得会通,难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其哲学所追究的对象根本不同?这个疑问,显然是局限于哲学普遍性所提,可牟宗三的回答并未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他只是指出,讲哲学会通,固然要讲哲学的普遍性,因为哲学若无普遍性就不能会通;但也不能局限于从哲学的普遍性讲,若仅局限于从哲学的普遍性讲,则“哲学只有一个,没有所谓中国哲学,也没有所谓西方哲学”3,中西哲学之会通也就无从谈起。 不能片面地从哲学的普遍性或特殊性来谈哲学会通,也就意味着哲学会通非得从兼顾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谈。换言之,谈哲学会通要从哲学的普遍性注定由哲学的特殊性所限制、所表现这个意义上来谈。问题是,哲学何以有特殊性?牟宗三指出,“一说特殊生命就有特殊性。此特殊性是由于真理要通过生命来表现,特殊性是由生命这里来讲的”3。一言以蔽之,牟宗三认为哲学之有特殊性,是由不同民族特殊的生命精神决定的。不同民族各有其特殊的生命精神,其特殊的生命精神所成就的哲学,在体现哲学普遍性上固然一样,但在表现哲学真理(哲学普遍性)的路径与方式上毕竟各不相同,因而哲学的普遍性必定由哲学的特殊性来表现。为揭示哲学真理的特征,牟宗三将它与科学真理比较,指出科学真理是“外延真理”,而哲学真理则是“内容真理”。这两个范畴是对罗素概念的借用。“外延真理”是指用逻辑手段客观地分析、归纳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真理,它“都是可以量化与客观化的,能量化才能客观化,科学真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