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读后感：传播学需要“宗谱”.docVIP

PAGE PAGE 1 《传播学史》读后感：传播学需要“宗谱”  1949年，随着施拉姆《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传播学宣告诞生，时至今日整整70年，并逐渐成为显学。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学科历史的研究、学科史书的编撰和学科历史课程的教学，对学科的建制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传播学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学科史研究和史书编撰的难度。对于传播学学科历史的研究书籍以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及埃里克·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等为主，还有一些从历史角度探讨具体学派和理论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统筹全局的、客观的历史框架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由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一书，可以说是对建立这个历史框架的一次大胆而突破性的尝试。通读全文，笔者从传播学学科建制角度，对传播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发展与未来产生了些许思考。 一、传播学史研究：困难而必要 施拉姆在创立传播学时就表示：“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1传播学本身的提炼与总结，便因为传播研究的极为明显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而难度颇大。而传播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本身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对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理论关于传播内容的集合，这对于学科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因此传播学史的研究也必定具有交叉、边缘所导致的复杂性。 传播学的诞生，既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产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学科建构的结果。学科的诞生实质上是伴随着现代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大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性：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理性的秩序，在社会分工中理性地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天职。以哲学为例，其最初并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思想专业，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哲学被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规训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学科和专业”2。同样，传播学从一个领域成为一门新学科，也是一个结构化、制度化的建制过程。而“历史，在诉诸关于我们起源的统一叙述中，通过锁定我们的‘根’来组织和结构化我们的行动”3，学科史的研究成为凸显学科合法、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尽管如此，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4，学者B·贝雷尔森经过观察在1959年声称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于是施拉姆便立马用“四大奠基人”的历史神话予以回击（罗杰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将传播学史简单化的做法），力图为传播学正名，由此可见传播学史的研究并不能因为其特殊与困难而搁置。相反，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资源、人生活在传播与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今天，即将大显身手的传播学，必须解决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而这一点不仅仅需要对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探索，更要对传播学的学科史进行清晰、准确的梳理，因为学科史“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5。因此，传播学史研究亟待获得发展，解决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外，从一般的学科史研究意义而言，对于学科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一个造就经典的过程，历史从来不写无足轻重的事物，因此基于历史研究者对学科成就的考察和自身判断所写成的历史，本身就成为“大浪淘沙”的过程——留下经典，过滤掉无价值的，为后人的学科发展必将做出基础性的贡献。综上所述，传播学史的研究虽然充满挑战，但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来说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二、呼唤“宗谱”：《传播学史》的启示 （一）与两部传播学史书的框架对比 在学界较为经典的传播学学科史书籍中，该部分选取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两本书，与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的写作框架进行对比。 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可谓是最为经典的传播学历史著作。罗杰斯将该书分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传播学领域的建立三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传播学的前传。而在写作时，罗杰斯选择了传记的方法：以人为阐述历史的基本单位，将传播学的历史弥散到一个个对于传播领域有着偌大贡献的学者、思想家的生命中去。毫无疑问，传记写法很好地揭示了学科在历史发展中所受到的来源于人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其故事性而饶有趣味。一个个故事郑重地告诉人们：传播学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对于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建设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写法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缺乏宏观的学科走向把控，也缺乏对传播研究不同路径的清晰认识，对学科进行结构化的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