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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毕业生关于旧档管理问题研究述评＊ 肖秋会 李 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旧档的规范整理和利用是民国时期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程长源在《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一书中指出“旧档案价值之大，并不亚于新案卷”［1］；何鲁成在《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中指出“新旧档案整理不能划一，最感困难是调卷，同时在管理上效率低，费力大”［2］。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第一届毕业生赵继生、第二届毕业生胡佑身和杨金元分别在导师毛坤和汪应文的指导下，撰写了《我国档案管理之回顾与前瞻》［3］《如何接管机关中旧法管理之档卷》［4］《关于旧档之管理问题》［5］，系统研究了旧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三篇论文的手稿现存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文华特藏室。1 三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我国档案管理之回顾与前瞻》（1941）共4章14节，约1.2万字，全面总结了过去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宏观上对中国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发展进行了展望。第二章“过去档案管理之沿革及其一般缺点”论述了我国历代档案保存的概况，分析了旧档管理方法存在的不足。《关于旧档之管理问题》（1942）共5章28节，约1.8万字，系统提出了旧档管理改革及利用主张。第一章“旧档之范围功用及管理必要”论述了旧档的范围、功用及其管理的必要性；第二章“过去档案管理之情弊略述”系统分析了清代及清代以前和民国以来三类旧档的管理情况；第三章“理想旧档管理之行政方面”提出了建立国立、省立、县立三级档案馆行政体系的改革思路；第四章“理想旧档管理之技术方面”涉及整理、维护和典藏技术，详细阐述了旧档管理的流程；第五章“理想旧档管理之致用方面”从阅览、编辑、流通和展览、制作副本四方面论述了旧档的利用方式。该文不仅提出了建立全国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管理旧档的设想，还对旧档的科学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强调旧档的“致用”功能。《如何接管机关中旧法管理之档卷》（1942）共5章8节，约1万余字，重点对接收旧档及整理已经接收的旧档进行研究。第一章“绪论”论述了科学管理旧档的重要性，强调要发挥档案资政功能；第二章“旧法管理档卷之一般情形及其病弊”归纳了旧法管理档卷的三种弊端：公文遗失、调阅困难、把持档案作不法的事；第三章“如何接收交来之档卷”就如何保障旧档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接收档卷的方法步骤进行论述；第四章“如何处理已经接收之档卷”从分类、编目与编卷、装订与修补、典藏与出纳四方面对已接收档案的管理工作进行研究；第五章“结论”针对旧档管理者的专业培训、经费供给等问题提出个人意见。该文对改革政府机关的旧档管理流程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2 三篇论文的主要特色2.1 明确阐述了旧档的定义及其价值2.1.1 旧档的定义胡佑身认为旧档是“公文早已办理完毕，可以移存别处，很少再作行政上参考的案卷”，他将旧档以形成时间为线索分为三类：清代以前的档案、清代档案和民国以来的档案。赵继生将旧档称作“老档”，其旧档的认定标准与胡佑身类似。二人与民国时期多数学者关于旧档的定义相同或接近，即以档案的形成时间和非现行利用价值为主要判断标准，而杨金元则指出旧档是指机关中按照旧法管理的档案。他对旧档的定义明显不同于前两者，仅包含了民国机关中按照旧法管理的历史档案，针对性较强但范围较小。三位作者研究的逻辑起点均源于机关档案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档案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局限性。2.1.2 旧档的价值（1）提高行政效率之日常参考杨金元指出，提升公务机关的行政效能需要正确的参考与证按，而“机关中可供处理事件之参考与证按者，唯有档案”。如果机关对旧档管理不善，会致使参考不齐全，那么事务处理时间上会延误，处理方法上也会出现矛盾和遗漏，将会极大降低行政效率。（2）提供学术研究之资料依据赵继生认为旧档最大的功用是“足以供政教学术研究上资料的取给”。旧档大规模的整理始于民国八年（1919），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整理清内阁大库的部分旧档，其后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均相继进行旧档整理工作，这些工作引起了部分国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把档案视为最原始的史料，认为有“全力整理研究之必要”。（3）增强民族自信之历史根本胡佑身认为旧档可起到“民族历史的鼓吹”作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及兴衰成败，都可以通过历史遗产的多少来反映，历史遗产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档案”。夏商以前，因没有留下书目文献，所以无从考察，更不能得到参考和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很少提及这段历史。三位作者对旧档的历史、学术研究和社会价值都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尤其胡佑身对旧档作为“历史遗产的主要成分”的认识及旧档是增强民族自信之历史根本的评价，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2 系统分析了旧档管理中存在的沉疴痼疾及原因（1）政府统筹缺位截至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尚未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