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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参与影响企业储蓄的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一、引言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是指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之间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其他公共服务而建立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稳定和有效的PPP能够明确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在履行特定任务时各自的优势并在两者之间对任务、责任和风险进行最优化配置。 大多数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时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缺少提高组织内部运作和项目流程效率的动力。而PPP允许政府将运营职能转移给高效的社会资本方，同时保留和完善监管及监督等核心职能，这种模式如果得到正确实施，可以减少政府的现金支出并向居民提供优质、低价且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中国2014年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明确的城镇化目标，即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城镇化的推进带来的投资需求巨大，政府为了完成这项目标而面临的融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2015年地方政府被允许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进行融资，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城镇化的融资需求，当时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重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融资模式被有序关停，在此背景下，中央开始大力推广PPP模式。根据财政部PPP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2018年第3期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管理库累计项目数8289个，累计投资额12.3万亿元，覆盖31个省、19个行业领域。因此，PPP是地方政府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其他公共服务的有力补充工具。 PPP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同样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学界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分析选用PPP模式的影响因素，如Hammami et al.（2011）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是促进PPP合符作成功的关键因素[1]；陈世金和刘浩（2016）利用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实证分析了3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采用PPP模式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市场需求和政府财政约束因素占主导作用，其次是政策环境因素、组织结构质量和法治化水平因素，宏观稳定性变量影响较小[2]；王卓君等（2017）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选用PPP模式融资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会因为地区和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3]；王卓君和郭雪萌（2018）利用世界银行数据研究发现，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对地方政府选用PPP模式有促进作用，而官员晋升激励程度则是该作用的渠道[4]。但是从企业角度开展的实证分析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希望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储蓄的角度对PPP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经营进行详细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储蓄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且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李扬和殷剑锋（2007）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研究发现企业储蓄呈现上升趋势[5]；徐忠等（2010）提出公共财政假说，认为政府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了中国的高储蓄率[6]；樊纲和吕焱（2013）认为由于中国的人口较多导致长时间达不到“刘易斯拐点”，进而使得中国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7]；江静（2013）利用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1996-2007年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且逐年上升，绝对水平高于发达国家[8]。但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早期的数据，为了了解近几年中国企业储蓄率的数据，笔者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搜集了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2011-2016年的相关数据，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这六年企业储蓄占三个部门总储蓄的平均比例达到了34.6%，这说明近些年中国企业储蓄依然处在高位。在中国近几年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企业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发展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目前的文献主要从金融发展、融资约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等角度分析对企业储蓄的影响，而从PPP参与的角度研究企业储蓄的文献十分少见，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方向，即PPP参与是否对企业的储蓄行为产生了影响。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从企业流动性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当未来现金流变动风险较大的时候受融资约束的企业由于不易获得外部融资而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对于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现金流变动与企业储蓄之间则没有明显的联系（Almeida et al., 2004；Han和 Qiu,2007）[9]?[10]。Huang（2011）以企业的现金持有率作为预防性储蓄的衡量指标，用2002—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季度数据研究发现预防性动机对中国企业储蓄有很大的解释作用[11]。余静文和李小龙（2012）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