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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阿垅：时代风暴中的“白色花” 马晓萱，钱文亮(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2244)但是一寸的强进终于是一寸的前进啊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以一寸的力人底力和群底力直迫近了一寸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阿垅《纤夫》一在流派纷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七月派”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可一不可再”的文学群体[1]。这不仅是因为其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多达近四十人且分布于全国不同地区和行业，远超一般的文学社团规模而最终被称为“胡风集团”；也不仅是因为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甚长，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活跃到解放战争时期，直至解放以后，且在全国各地形成互相呼应的“分支”，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文学群体自始至终都以著名左翼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为核心，在人生态度与文艺思想上深受鲁迅以及被视为“鲁迅大弟子”的胡风的影响，并通过鲁迅、胡风继承了五四一代所追求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除此之外，“七月派”的骨干成员又以才华横溢的左翼青年作家和诗人为主体，在走入文坛之初大多受到胡风的直接指导和提携而成为文坛闪亮的新星。因此，对亦师亦友胡风的文艺思想，他们更容易接受或产生共鸣，成员之间也能够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然而，这成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具有统一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一个“和而不同”的异端存在，正如我党文艺干部何其芳在1952年12月11日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指出的：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2]。作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功实现思想改造的典范，何其芳在1944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刘白羽等延安文艺干部前往重庆，向国统区左翼文化界宣传并组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然而，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并不具有共产党员高度自觉的组织观念，对何其芳等人在重庆的工作不仅没有积极配合，甚至在此前后还多次发表与《讲话》精神不同的文艺观点和文章，根本没有意识到：“从本质上说，作为整风成果的《讲话》并不是提供学术讨论的，它毋宁是作为党在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要求强制向各地推行的。”[3]结合前述何其芳的文章，不难推断，1955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以下简称“胡风事件”)已经在此时埋下了伏笔。此后，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成为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对国统区文人进行改造、规训的重点对象。当然，这种改造、规训的目的就是希望胡风和他的“七月派”同人们能够放弃自己在文艺实践中的个性化成分，深刻领会并接受《讲话》中的思想与观点。这也正是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所说的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四次“批评”的根源与动因。而由于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对何其芳等人在重庆时期工作的抵触，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便在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专门创办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①有计划地组织了对包括胡风文艺理论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集中“批判”，希望借此在文艺界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以迎接新时代。然而，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动的意识形态“询唤”还未取得批判者所期待的效果，历史就很快翻开了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了。为此，属于左翼文艺阵营的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同样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很难想象，在具有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意识形态“询唤”，仍然在文艺思想上“还搞自己一套”的他们[4]，已经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且只是作为“统战对象”的存在。但是，在1955年他们却又被新中国定性为一个敌对性质的“反革命集团”，几乎所有的骨干成员最后均未逃脱覆巢之灾。②作为建国后文艺界最早、最大的政治案件——“胡风事件”，人们数十年来从多种角度进行考察、分析、阐释和叙述，其中将之归因于胡风与当时执掌中宣部副部长之权的周扬之间的私人恩怨也是一种常见的解读。这种研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陷入了如当年对待胡风一样的认知误区。正如1952年7月23日周扬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所言：“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5]周扬这封信的意思已经非常直白，对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询唤”并非周扬对胡风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国共产党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