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1).docxVIP

环境规制与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一、问题提出 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为了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央和各地多年来出台了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环境保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深入推行，其对社会经济也开始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在关注环境绩效的同时，环境政策的经济绩效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技术创新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社会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增长[1]，对生态环境也有回馈作用，是实现经济长期绿色发展的关键动力[2]。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寻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对于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额外的资本投入，挤占原本可用于研发创新的资本，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其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3]，这就是“遵循成本效应”。安特魏勒等(Antweiler et al.，2001)认为征收污染税费和提高排放标准都减少了企业研发的预期收益，使得企业减少研发投入，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4]。涂正革等(2019)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研究发现，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虽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影响[5]。这些学者主要从创新投入的角度考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但企业的创新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用创新产出来衡量技术创新更能真实体现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变化。布伦纳迈尔和科恩(Brunnermeier Cohen，2003)[6]、史等人(Shi et al.，2018)[7]用创新产出来度量技术创新，分别研究了美、中两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并没有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反而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除了直接对创新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还会通过间接作用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比如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拉诺伊等(Lanoie et al.，2011)[8]、贝克尔(Becker，2011)[9]都认为环境规制相当于对企业的生产决策施加了新的约束，会阻碍企业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只是促进了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影响。例如，古铁雷斯和手岛(Gutiérrez Teshima，2018)发现企业为了应对严格的环境法规，不是投入技术创新，而更倾向于采用已有的其他环保技术[10]。张彩云和吕越(2018)发现为了达到清洁生产标准，企业会购买新的治污、生产设备，环境规制并没有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11]。总体来看，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为了应对政策压力，企业还往往会选择购买和使用已有的减排技术，进一步挤占了研发创新的资本，使得环境规制不仅没有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反而会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然而，波特和范德林德(Porter van der Linde，1995)认为环境规制会抑制技术创新的观点并不正确，他们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可能给企业更大的激励进行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发现现有生产技术或生产过程改进的可能性，这样严格的环境规制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就可以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获得创新补偿，能够部分或全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12]，这就是“创新补偿效应”。这一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已在不同的国家和行业都得到了验证。滨本(Hamamoto，2006)发现环境法规导致企业创新的增加，并引起了日本五个制造业部门20年来生产力的增长[13]。卡莱尔和德谢兹莱普雷特(Calel Dechezlepretre，2016)研究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技术变革的影响，发现受监管企业中的技术创新有所增加[14]。时乐乐和赵军(2018)认为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消除企业的投机心理，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倒逼作用[15]。许多学者都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些环境政策可以促进企业从事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16-19]。总体来看，“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能通过倒逼作用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通过政策的严格实施，可以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补偿效应”要远远大于“遵循成本效应”；而在创新研发过程中，企业不仅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也使得自身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提升。 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和“波特假说”的观点，还有一些学者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20-24]。 面对环境规制时，企业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