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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学派名词解释 摘要：操纵学派早期主要关注诗学、意识形态以及赞助人对比较文学翻译的影响，后经历文化转向与权力转向，更加注重权力与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操纵学派虽扩展了翻译研究视域，但过于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等文化外部因素对翻译策略、文本选择的操纵，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操纵学派；文化；文学翻译；意识形态；权力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从被视为文艺学研究的范畴归为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之后，由于语言学范式下的研究层面停留于语言层次分析，忽略语篇语境等语言外因素，翻译研究逐渐僵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迎来了“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角度逐渐转变为文化研究角度，翻译的文化学派由此兴起。虽然操纵学派是早期文化学派的一支，但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赞助人、权利的操控等对于近期的研究仍具有借鉴意义，文化角度的翻译研究仍在继续。 一、早期操纵学派发展历程 早期操纵学派的发展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主。1978年，特拉维夫学者Itamar Even-Zohar在其论文《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中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系统本没有主次之分，只是在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看重要性不同。有时文学处于主要地位，有时处于次要地位 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之上，以Lefevere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开启了操纵学派的大门。 “操纵学派”真正得名是在Hermans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名为“The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论文中，突出了对目标语文学的地位，并由关注原文本转到关注译语文本。他认为，“从目标文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①同时研究文学翻译的也有Mary Snell-Hornby，发表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论文集，虽言辞激烈，但承认了操纵学派的主流地位（Hermans，2004）。②1976年在Leuven召开的会议、1978年在Tel Aviv的会议以及1980年在Antwerp的会议，是三次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会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成立（ICLA），组织者主要包括Lefevere，Hermans以及Lambert等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广泛传播了操纵学派的观点。1992年，《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包括了一系列之前在Warwick会议上的文章，文化转向成为核心词汇。③并在此书的序中，Lefevere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并且从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角度阐释了翻译适于译语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翻译研究应与权力、赞助人、意识形态以及诗学联系起来，加强或减弱现有意识形态或诗学的各种尝试做法。”而且“翻译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如何控制文本使之融于某种诗学或意识形态。”④为了进一步说明翻译的被操控性，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⑤一书中，Lefevere（2004）详细介绍了赞助人、诗学及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改写”（rewriting）概念，将操纵学派的理论引向高潮。 操纵学派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支点，“最关心的不是译文应该如何译，而是为什么被翻译成了这样子。”⑥翻译总是在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当时诗学影响下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从而使译文更易被译入语读者、译入语文化所接受。“改写即操纵”⑤。Lefevere（2004）⑤认为诗学不但指有关文学的体裁、主题以及象征等文学手法，还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在这本书中才系统的解释诗学，但早在1982年在他所写的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一文中就用诗学观点分析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的翻译，论述了原文的改写对文学理论以及文学作品的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不同的翻译形式与主题，影响译者的选择。意识形态既指个人自身的思想也指外界社会主流趋势。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关注目标文化，翻译出能够受到广大观众所能接受的文本。但翻译不可能是客观中立的。相反，翻译总会或多或少的带有译者个人的思想，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到翻译中去。赞助者则指能够阻碍或促进文学阅读、写作以及改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