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巴茶区与陕甘茶马古道的关系及意义.docx

? ? 论秦巴茶区与陕甘茶马古道的关系及意义 ? ? 李刚 李薇 秦巴茶区是我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在中国植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代初年，明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利用秦巴茶区的资源优势，率先在陕西实行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刺激陕西商人将秦巴茶贩运至甘青宁藏，遂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官营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成为与丝绸之路纵横交错的西部贸易大通道，为西部的初期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 陕西是全国饮茶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人称茶为荼，“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荼而解”，[1] 说明饮茶自陕人始。 顾炎武《日知隶》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2]到了隋唐時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3] 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春秋时，秦属巴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台雉，黄涧鲜粉，皆纳贡之”。[4]唐王朝在陕南汉江流域设金，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而陕西植茶的大发展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 明清时期陕西茶叶种植兴盛 明代，为了安抚制羁西北边外的少数民族，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5]洪武四年令“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株官取一分……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6]并于正德三年（1509年）设紫阳县，统一经营，遂使陕西紫阳茶区逐渐形成。紫阳茶区主要分布在陕南与川东接壤的安康、汉中和四川达县、万县4个地区，其中紫阳县产区最广，产量最大，其余分布于陕西岚皋、安康、汉阴、石泉、平利、西乡、镇巴等县。明初至明中叶，陕西紫阳茶区植茶获大发展，洪武四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已有“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株”，[7]到正德七年（1512年），紫阳茶区“额岁办茶课二万六千八百斤，新收茶课二万四千六百一十四斤”。[8]据《明会典》统计，明代陕西“五州县茶课岁额共五万多斤”，“每岁商中茶又有八万斤”，[9]约计共产茶13万斤左右，这一数字一直维持到明亡。 入清后陕西植茶曾有短暂的回落。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初曾一度废止茶马交易“旧设茶店六处，顺治十八年奉文撤去”，[10]“愈为厉禁”；另一方面“兵荒之后，比屋逃亡，林木遮蔽，鹿豕剥食，故紫阳之茶日见濯濯者矣”。[11]但很快由于统一全国战争对军马的需要，促使清承明制，恢复“茶马法”。《大清会典》载“陕西茶法，给番易马。初差御史巡视，后归巡抚兼理，他省发引招商”，[12]推动陕西植茶开始恢复。到乾嘉后，由于清廷实行放垦秦巴政策，川楚各省流民纷纷入山垦植，茶区人口激增，紫阳县“乾隆四十年男妇大小共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丁口，道光十八年册报男妇大小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丁口”。[13]人们以植茶为主要产业，“耳扒碍足朝收茬，背笼擎肩晚采茶”，使茶叶生产再度繁荣，呈现出“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地皆耕，只水可灌”[14]的景象，至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15]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陕西茶叶生产从明初到成化五年（1470年）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四年规定陕西茶园“其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民间畜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16]洪武三十年又重申：“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入官”。[17]这一“榷茶”制度，一方面人民产茶悉数交官，不得其利；另一方面，贩茶利溥，私茶难禁。到成化五年只得放宽政策，该年“题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18]使茶叶生产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三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召商，报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19]遂使陕茶走上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 茶叶生产的商品化极大促进了茶叶种植的发展，一方面“茶商樵植于桑麻之间，故萌蘖日生”。[20]另一方面，茶商“立店紫阳买茶装篦，邑民利之”，[21]使茶叶种植成为紫阳县的支柱产业，“他无所产，唯紫茶充赋”。[22]从事茶业产供销人员名色繁多，有茶户、茶行、栈房，小商贩、茶滚子，经纪牙人，栋工、装工，使该县人民赖茶为生者众矣。 民国二十七年，紫阳县士绅吴毅丞撰文称，“紫阳土地硗薄，每年所产食粮，丰稔之岁，尚不敷全县人口食用之需，其不足者恒赖副产物以补之”，[23]足见紫阳已是茶叶专门化生产区域。而茶叶运销又带动了沿途各地茶业的繁荣。紫阳茶主产区在宦姑滩和瓦房店，民国以前茶商外运紫茶，均在包装上写“紫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