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环境保护.docxVIP

? ? ? ?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十一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环境保护 ? ? ? ? ? ? ? ? ? ? ? ? ? ? ? ? ? ? 2006年是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中国政府提出并大力推动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新政元年”。 这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高歌猛进，“激情燃烧”式的粗放增长，让“中国号”列车依旧甩着滚滚黑烟在世界的惊叹声中呼啸疾驰。新的“路线图”和“红绿灯”正在引导着这辆高速列车朝着新的方向转轨，尽管它那强大的惯性使这一转轨看起来并不明显。 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资源与环境危机如黑云压城，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 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十一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期，如果沿用原有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继续以无节制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来换取经济增长，“中国号”列车驶向的将不是和谐和繁荣，而是灾难和梦魇；“十一五”是中国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10年的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并强调这些指标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完成的硬性任务。提出节能降耗、污染控制、土地保护和森林培育等环境类指标并不是从“十一五”才开始的，但把这些指标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和衡量政府经济与社会发展绩效的约束性的硬指标，把资源和环境问题摆到关系到人际、代际和国际和谐的高度并使之成为具有强硬约束力的国家意志，这还是第一次。当然，这些指标能否硬起来，不是单靠一声号令、一纸规划就可以立即奏效的。 同时，中央政府第一次把GDP增长率当作软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曾经长期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而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指标的GDP，更是被很多地方官员顶礼膜拜和狂热追求。这样的冲动和激情，可谓“燃烧已久，于今为烈”，想靠一纸规划让它“软”下来，又谈何容易。 在烟尘弥漫污水流淌的大地上，一场酝酿已久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一种绿色的国家意志正在破土发芽。在2006年，中国政府开始痛下决心，强力推动由“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转变。2006年4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是中国环保历史上新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战略性、方向性、历史性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把它概括称为“历史性转变”。 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政府主导型的。但是，在全球化迅猛推进、政府职能加速转换、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公民社会开始发育的背景下，企业界、科技界和非政府组织也正在成为环保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环保事业也开始呈现出多元主体的格局，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拉动、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律规范、市场调节”的态势。各种环境保护力量，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开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寻找新的空间，谋求新的作为。 转折之年，中国的环境保护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而制约环境保护的各种因素也在进一步凸显。“历史性转变”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博弈，让这一年的环境保护风云变幻，跌宕起伏。 这一年，中国环保注定风生水起。 一 松花江事件中诞生“中国环保精神” 2006年，中国环保是在松花江污染事件的阴影中慷慨上路的。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一上台就对他的部下们承诺：“在事业上，在工作上，我愿意做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1]上任伊始他就“仗剑千里行”，在冰天雪地的松花江上现场坐镇指挥污染防控战役。春节前夕，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松花江沿岸的百姓们可以过上一个放心年。 正所谓祸福相倚，这一震惊世界的灾难性事件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了中国环境保护的现实困境和这一危局给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关系带来的潜在威胁，也激起了环保部门奋起图强的强烈使命感和紧迫感。 松花江事件给环保增添了一笔新的财富，即被周生贤概括为“忠于职守、造福人民，科学严谨、求实创新，不畏艰难、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中国环保精神。对于这些正在新的征程上艰难跋涉的环保人来说，这种精神也是一把利剑。 二 节能环保成了硬指标 2006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温家宝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外记者说：环境污染确实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