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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公共交通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共交通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而且还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监督权力，促进政府公开、透明、负责、清洁、高效的发展。这意味着你。 一、 公车使用现状及问题 所谓公务用车, 指的是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所配备的车辆。公务用车分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及公务人员公务用车两大类。公车的主要特点是公务员为了公务可以无偿使用。 我国公务用车制度的雏形是解放初的供给制, 其主要特点是依照干部的级别来配车。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里, 我国对于干部配车的控制相当严格, 再加上当时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 公车大多只提供给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 比如, 县团级以下干部配给吉普车, 局级以上干部配给小轿车。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随着各政府部门财政收入的增加, 再加上对公车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等原因, 公务用车数量日趋增多, 而其配置也日趋豪华, 现行公车制度的弊端以及由之引发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具体来说, 当前的公务用车制度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 公车运行的行政成本过高, 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 我国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 每年的公务用车消费支出在15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 (也有学者认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 每年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至4000亿元) , 每年用于公车购置费的支出增长基本都在20%以上, 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这笔庞大的费用无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二, 公车资源的利用不平衡, 使用效率偏低。据相关数据显示, 党政机关部门的公务用车利用率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6-1/5。比如, 相当一部分领导的专车, 在正常使用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 甚至成了司机或领导的私车。与此同时, 公车资源利用不平衡的现象也很突出, 一些普通公务人员在工作中屡屡遭遇用车难的问题, 有时候不得不私车公用。 其三, 公车私用现象严重, 引起群众的广泛不满。现实中, 公车私用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诸如探亲访友、接送孩子上学、婚丧用车、度假旅游等的公车私用尤其引起群众的深恶痛绝。虽然媒体对此类现象作了大量的报道, 但是公车私用问题仍然屡禁不止。公车在私用的同时, 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 政府权力异化公车改革的影响 虽然从1994年开始, 社会各界对公车改革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并提出了许多的建议, 有关公车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也陆续出台, 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也相继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但是总体来看, 公车改革依然步履维艰, 进展缓慢。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公车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原因: 首先, 从行政运行体制看, 中国特殊的行政体制决定了公车改革的难度之大。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国仍然是个近乎于集权的国家, 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授予关系, 这就决定了基于此种权力关系的行政体制中的政令信息是自上而下传递的, 下级要不折不扣地对上级负责, 各种检查、会议、接待等令下级部门和地方政府应接不暇, 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很多公务用车的需求和借口 其次, 政府部门在公车改革中的双面角色决定了公车改革的难度之大。在公车改革中, 政府既是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 又是这一改革的对象。作为公车改革的作用对象, 政府部门在改革中难免会考虑自身的利益 第三, 我国公共财政监督不力对公车改革造成不利影响。根据西方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部门的行政支出主要来自于税收等公共资金, 由于这类资金缺乏明确的利益主体, 缺乏产权上的约束, 再加上政府行为固有的垄断性、非市场性, 官员们行事时往往不考虑成本, 一心追求预算规模的最大化 第四, 公车问题的实质是权力的问题, 权力异化导致公车改革困难重重。政府权力异化表现为, 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以及权力的监督约束乏力,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的权力缺少公众的监督和制约 若公众要参与并监督公车改革的进程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参与权, 即公众对公共预算具有相当的审议权和决定权;二是知情权, 即公众能够充分了解公车的数量、配置和价格等相关信息;三是监督权, 即确保公众能够有效监督公车运行状况及其人员的使用, 对不符合规定的公车使用有权进行调查, 甚至诉诸媒体 三、 当前我国公车改革的困境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2011年将“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严格控制党政机关车辆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原则上零增长, 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基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公车改革并没有现实中那么难, 只是由于推进改革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