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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快,滴滴时代的变局 在北京西三环附近的大楼里，马先生每天上班前都会从简到远的计算机关闭工作，打开应用程序提供的呼叫业务，然后在等待“开车”的汽车和司机的故事，以及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钱包里。所以这一步已经成为马先生每周离开之前的生活。 如今,在我国一些一二线城市,已经鲜少有人没听说过滴滴、Uber等互联网打车软件。它们为都市居民提供了出行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同业竞争压力及来自监管部门的“关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让一切联通的新格局构建中,机遇与挑战成为硬币的两个面,打破传统用车服务行业垄断的打车软件如何应对时代带来的变局?就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滴滴快的副总裁杜锦程。 杜锦程并没有长期从事策划或销售人士那样典型的脸谱式外貌,相反冷静、朴素的气质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IT技术人员。在圈内,杜锦程是位公认的市场策略创新、销售管理领域专家,这与他早年从事的工作内容密不可分。 2006年,杜锦程加入百度,先后任百度营销大学校长、百度销售部运营总监、运营产品市场部总监等职务。这段工作经历使他意识到可以利用互联网销售的新模式颠覆传统营销粗放无序的扩张方式,这也是杜锦程在百度倡导的营销创新基础研究的开始。 在2014年12月,杜锦程加入滴滴公司,那时滴滴打车还没有和快的打车合并,滴滴刚获得新一轮超过7亿美元的融资,这似乎又意味着可以酝酿新举动准备着蓄势待发了。果然,在滴滴快的合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线了“快车”“滴滴顺风车(拼车)”“滴滴巴士(定制班车)”“滴滴代驾”业务,由此,滴滴这条“鲶鱼”彻底搅动了我国传统出行行业的生态。 “滴滴企业版”服务模式逐渐清晰 “传统用车服务行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用户体验不佳,我们期望能改变这样的局面。”杜锦程说,如今他在滴滴快的全面负责滴滴企业用车业务。 杜锦程介绍,企业的传统用车模式,无非是自购车辆与租赁车辆。自购车辆相当于买下一辆车使用年限的所有时间,包括闲置的时间,除此之外,还得付出车辆保养、雇佣司机的费用,并且在部分地区还受到摇号限号、尾号限行的限制,甚至还会存在公车私用的问题;租赁车辆则需要经过查验证件、签署合同、押金、验车、接车、还车、验车、结算一系列繁琐复杂的手续,且如果长租同样面临不得不为零碎闲置时间付出成本的问题,其管控成本也高居不下,需要自聘司机、设置专门的岗位调度车辆等。 在具体操作上,企业只需要在滴滴开通一个企业账号并充值,企业员工可以用这个账号在“滴滴企业版”官网、微信公众号、个人版的“滴滴打车”APP上为自己因公出行或接送客户实时(预约)叫车,行程结束后,乘车人无需付费,系统直接从企业账号余额中划款,个人也无需再每次都提交费用报销。“企业开通账号并充值后,我们就会开一张充值总金额的发票。”杜锦程解释。此外,滴滴企业版会自动记录行程信息,设立后台对账系统,让企业管理员方便的查询乘车人的每一次用车时间、起始地点、历史行驶路线和费用。还可以给企业管理员提供用车行为大数据分析。 “滴滴企业版”的服务模式,逐渐引起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兴趣。因为它可能会为“后公车改革”时代提供用车解决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本轮公车改革的要点主要是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据测算,本轮公车改革将涉及约80万辆全国公务用车、近6400辆中央国家机关本级公车。 因为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日常出行行为与企业有很高的相似性,例如都有不同车型、优质服务、包车、接送机等需求。鉴于此,“滴滴企业版”的服务模式具备延伸到政府机关用车领域的条件,于是滴滴快的已经准备在现有的“滴滴企业版”基础上,根据不同地方政府机关的用车特性,进行个性化订制和功能更改,推出适合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的“滴滴政府(政务)版”。比如在收费模式上,可以采用单位统筹与个人支付相结合的模式,统筹部分与单位统一结算,个人费用由个人实时结算。政府机关用户可以自主通过管理后台,为不同部门和级别的公务员设置不同的车型、时间等用车权限。此外,地方政府车改后的剩余车辆也可以纳入滴滴平台进行管理,优先保障公务用车需求,闲置时服务民用市场,将这些车辆的剩余价值最大化。 有“公车改革第一人”之称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对媒体表示,政府机关原先配备的司机也可以被纳入滴滴平台,成为专车司机,既可接公务出行订单,又可利用滴滴平台接民用订单,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同时亦能提高收入。杜锦程透露,“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向滴滴快的提出合作意愿,商谈公车改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