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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干部的社会现状与未来 2014年10月，党的大众化培训活动结束后，6484名“走”干部在特殊情况下进行了调查，“走”干部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笔者认为, 不能简单将“走读”干部视为问题干部, 也不能简单禁止“走读”, 对待干部“走读”, 我们需要科学界定, 理性分析, 严格管理并规范。 一、 合法“走读”干部是最主要的干部 “走读”干部, 简而言之, 是指那些工住分离的在职官员。这类干部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异地任职;二是工住分离;三是往返两地。村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县级干部住市里, 就是当前“走读”干部的真实写照。 从干部所在行政区划来看, 基层干部是“走读”干部的绝对主体, 尤其是乡镇干部。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走读”专项调研结果显示, 被调查的10个县 (市) 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 64.2%的干部家在市区、省城或外地;被调查的30个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中, 88.4%的干部家在县城和外地。从干部来源来看, “走读”干部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通过干部交流任职而来的“走读干部”;一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而来的“走读”干部;还有一类是因为交通通信工具日益发达而自发形成的“走读”干部。前面两类“走读”干部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产物, 后面一类“走读”干部是科学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的结果。从干部地域分布来看, 经济欠发达地区“走读”干部相对较多, 而经济发达地区“走读”干部相对较少。据2014年10月12日新华网新华视点报道, 在目前已查处的6484名“走读”干部中, 黑龙江、四川、湖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分别查处“走读”干部2350人、1746人和1180人, 占80%以上;而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则仅仅分别查处162人、84人和136人, 低于20%。 就时间维度来看, 这些“走读”干部要么早出晚归, 要么晚出早归。就空间维度来看, 这些“走读”干部走的是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路线。毫无疑问, 与“住读”干部相比, “走读”干部要费时费钱费力。如果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自己的力气, 做到按时上班下班、不违反财经纪律和公务用车规定等, 这于《宪法》《劳动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并不相悖, 可谓是一种合法“走读”, 无可厚非。如果费工作时间、费公共财政、费公务用车, 滋生懒政、庸政、不廉政现象, 这就是典型的不合法“走读”。也就是说, 从合法性角度而言, “走读”干部又可以划分为合法“走读”和不合法“走读”两类。不过, 如果一个合法“走读”干部对群众“走心”、对工作“走神”, 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隐蔽性“走读”。从这个意义上说, 判断“走读”干部的根本标准在于对群众是否“走心”、对工作是否“走神”。 对于“走读”干部的危害性, 目前有三种论调。一是“走坏作风论”, 因“走读”而脱离群众、脱离基层、脱离实际, 少了宗旨意识、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 多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习气, 严重影响党的形象、政府公信力和干群关系。二是“走低效率论”, 因“走读”而耽误正常上班, 分散思想精力, 弱化责任感, 影响办事效率, 给政府应急管理留下隐患, 严重危害政府执行力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三是“走出腐败论”, 因“走读”而频繁往返使用公车接送, 滋生“车轮上的腐败”, 严重殃及党的纯洁性和廉洁政府建设。 二、 “走读”干部面临的主要问题 追根溯源, 目前某些干部之所以“走读”, 主要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第一, 经济因素。一方面, 城乡发展不平衡, 成为干部“走读”的推力。受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乡镇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城市相比, 农村、乡镇环境脏、乱、差, 基本公共服务得不到很好满足, 在老少边穷的乡镇甚至连基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 可与城市相媲美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更是一种奢望, 使得一些干部不安心扎根基层, 而是将基层作为一个跳板、一段经历, 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走读”干部队伍。另一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足发展, 成为干部“走读”的拉力。现代信息技术发展, 使得办公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电子化成为现实, 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变得具有弹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运输和通讯发展, 缩短了时空距离, 为“走读”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走读”专项调研结果显示, 42.8%的干部认为交通、通讯便利是造成干部“走读”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 政治因素。一是基层民主不完善。从我国实践来看, 当前95%以上的村委会、30%以上的社区居委会已经实现了直选。但在当下基层民主实践中, 还存在诸多不完善和有待改进的问题, 比如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和问责等方面, 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