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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镗案看陆深的提学副使与提学官制掌 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省阳曲县学生刘匡的父亲在当地法官崔廷怀的殴打和监禁后死亡。刘镗至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镗处申诉。赵镗回护知县，惩治刘镗，褫夺其衣巾。山西提学副使陆深调停未果，弹劾知县崔廷槐与赵镗，赵镗也对陆深进行弹劾，由此而成为牵涉十几位重要官员的案件。本文称之为刘镗案。 刘镗案涉及生员司法，以提学官与巡按监察御史之间的矛盾为核心，两者均是有关明代提学官的重要话题。以前者论，提学官对生员刑名事务的干预，一直受到明人的关注。万历三年（1575）国家给提学官的敕谕明确规定：“生员犯罪或事须对理者，听该管衙门提问，不许护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 然而刘镗案并不只是既有话题的佐证。刘镗案发，山西提学副使陆深对该案件进行了分析，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其中强调提学官既为学政、又为风宪之臣的双重职掌与身份。他特别突出提学官为风宪之臣，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制度的合法性。陆深对刘镗案的叙述与剖析，使得这一案件成为重新理解以上两个问题并审视明代提学制度的重要线索。 明代提学制度初设于英宗正统元年（1436）。景泰年间一度革除。英宗天顺六年（1462）再度确立之后，一直延续至明末。提学制度对明朝官学的发展、对地方文风的变化，均形成重要的影响，在明代政治、社会图景中占据独特的位置。 明人以“风宪官提督”、 本文以刘镗案为线索，讨论明代提学官职掌与身份的双重性，重点分析提学官之作为风宪官的特点及其实践，重新检讨提学官与巡按监察御史的关系、提学官对于生员刑名事务的干预等话题，并就此重新审视明代提学制度之设计。 一、 月日:六月十五，陆深入调察院，内容为“非法刑打” 山西提学副使陆深对刘镗案进行了完整的叙述。 刘镗父亲去世当天，刘镗就到按察司衙门跪告，天色昏黑，山西按察使潘鉴与提学副使陆深回衙见到，“谕使且去”。九月十二日，刘镗又到陆深所在的提学道投状，刘镗告诉陆深，父已死三四日。陆深心感恻然，但是告诉刘镗，“此状该赴察院、按察司告，如有冤枉，方与伸理”。刘镗离开。九月十三日，刘镗再次到按察司告状；九月十四日，刘镗又至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镗处申诉。 与此同时，知县崔廷槐也到提学道和巡按御史处申告。崔廷槐先称刘镗父亲之死与他无关，但是九月十四日，提学副使陆深与山西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长官从巡按御史赵镗处出门，见到知县崔廷槐，崔廷槐“跪告”陆深，说“有一生员父亲是知县三十打死，今纠合生员四五十人要行报复，情愿抵命”。则承认刘文宽是他打死。从崔廷槐的申告看，刘镗可能有联合其他生员一起伸冤的情况。九月十四日这天，崔廷槐也向巡按御史赵镗进行了申告，并将刘镗联合其他生员，一起向他施压、威胁的情况进行了报告。 巡按监察御史赵镗显然接受了知县崔廷槐的说法，九月十四日这天，赵镗将生员刘镗褫去衣巾，责打二十，钉上手钮，入太原府监。提学副使陆深虽然在九月十二日未接受刘镗的状词，但是对刘镗案的进展一直十分关注。在收到吏员的报告之前，他与山西按察使潘鉴交换意见，认为前一天，刘镗到按察司告状，潘鉴应该受理。潘鉴与陆深为同年举人，因此坦诚相告，“委曲”对答，说，“我昨日曾见此告，但前日是察院放告日子，彼既不受，我不好受他”。即九月十二日，刘镗曾到巡按御史处告状，但是赵镗没有受理，所以次日到按察司告，潘鉴也没有受理。陆深说，“此非宪体”。 九月十四日，赵镗惩治生员刘镗，吏员将此消息报告陆深，陆深颇为“愕然”。他提到，刘镗所遭为“非法刑打”；他指出“衣巾是祖宗制服，必须结罪退黜，仍与本道知会，方可施行”，察院的做法，是“侵夺职掌”；此外，“凡徒罪以上方上手刑，今罪状未白遽施此酷”，也是“有乖宪体”。按察使潘鉴建议“不妨当进察院讨出”。陆深回答，“不好，若讨不出，后无着矣”。只吩咐太原府，“且顾（刘镗）性命”。 第二天，九月十五，望日，提学副使陆深到文庙进香。进香完毕，刘镗母亲持状向陆深哭告，生员们也“环告冤苦”，陆深为之“堕泪，慰令各散”。下午，陆深与布政司、按察司与都司长官到赵镗处茶话，同时也对刘镗一事“窥伺浅深”。山西左布政使杨叔通、按察使潘鉴直接向赵镗提到了刘镗之事，陆深与都司马缙在一边等赵镗的回应。赵镗称“某知县来禀，故将（刘镗）刑责。亦是他父子之情”。赵镗也承认将刘镗上手钮刑罚过重，提出要将刘镗送按察司。事情似有缓解之势。众人出门之后，陆深对三司官说，“父子之情，刑具之过，幸大巡已知之。此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我辈可以忘言矣”。 次日，九月十六，陆深再去察院面见赵镗，赵镗却有怒色，指责“如何秀才们纠合四五十人扛打知县，是何体面”，说“便是知县打死一人，岂可便提知县对理”。赵镗指出“某知县是个好官”，“众秀才们却去太府、都府告状”。陆深辩解说，“秀才即不曾聚众，三司共见”；“若是知县贤否，自有耳目”。陆深指出，“昨来父子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