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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权模式及其治理 自21世纪初以来，个人数据的保护和使用一直是法律行业关注的问题。研究人员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制度建议。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个人信息利用的实践形态出现了大量的创新, 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的制度模式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针对传统的私权治理模式, 从理论上到国际实践上都出现了反思和转型。在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成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 对其设立私权, 的确可能带来权利碎片化的问题, 增加交易成本。但是, 无孔不入的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又通过“徐玉玉案”等一系列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事件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发酵, 成为社会普遍焦虑之处。此外, 随着数据采集和处理技术的高度专业化发展, 对于个人信息泄露、收集、使用行为的监控和举证, 远非普通民众的能力所及, 因此私权模式在实际治理中出现失灵的情况。因此, 有必要在私权模式基础之上, 辅之以配套的多元规制模式, 本文试图结合调研数据、案例统计和产业实践, 探讨以行业标准为主导, 建设“基础法律规范、行业通用标准、企业最佳实践”的综合治理架构。 一、 私法的管理形式和社会基础 (一) 确立个人信息财产权 保护个人信息的讨论通常跟隐私结合在一起, 借鉴隐私权的观念, 有学者提出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新型权利, 认为个人信息所体现的是公民的人格利益, 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或利用直接关系到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 有学者认为, 应当重视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 通过财产权模式来保护个人信息, 确立个人信息财产权, 从而保障个人对自己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和交易, 并规范和促进产业发展。[5] 尽管对于个人信息权应属于人格权或者财产权尚存争议, 但对其采取私权保护为主的模式是这些学者的共识。而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争议也并非完全非此即彼、不可调和, 目前学界关于人格权财产利益保护的探讨, 实际上可以对该问题做出回应。 采用私权模式为主的保护制度, 其目的在于调动每个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主动保护的积极性, 即权利人在受到侵害之后, 能够积极主张权利。私权模式的默认前提是, 个人其实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 对个人信息进行自我管理, 是成本最小、效果最佳的选择。 (二) 私人利益的实现途径 以构建“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私权治理模式, 由私法确认后, 以私法自治作为运作的基本原则。私法自治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最有效工具, 也被认为是私人利益享有和实现的最佳途径。其前提性观念是“个人乃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及照顾者” 我国目前针对个人信息保护尚未形成统一的综合法律规范, 而是具体地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各类规范性文件等多层次、多领域的规范当中, 形成了一个内容分散、体系庞杂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1. 重视个人网络信息的识别 2 0 1 6年1 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在个人信息方面确立了重要的原则和规定, 从法律层面为更加完善而系统化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第7 6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这是首次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一般意义上“个人信息”的概念, 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化制度建设提供了起点。 《网络安全法》针对网络运营商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规定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收集、使用、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都需要经过个人同意, 并公开收集、使用的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规定公民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在被使用过程中, 享有知情权、删除权、更正权。另一方面, 从促进产业发展的角度, 该法明确了禁止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的例外情形, 即如果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 并且不能复原的信息可以合理使用, 这被认为是对国家鼓励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的回应。 2. 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私权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 0 1 2年1 2月2 8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针对“个人电子信息”的保护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明确“个人电子信息”为“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 并对收集、使用、保存个人电子信息做出了系统性规定, 要求经过个人同意, 还规定了违反义务的主体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9条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承担的义务, 即“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