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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行刑社会化探析 犯罪社会化是世界上行刑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刑法和刑法学术界，特别是监狱和法律专业人员，非常重视这一主题。因为行刑社会化与自由刑、监狱制度有着必然联系,监狱行刑是行刑社会化的前提条件,行刑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发展趋势和最终要求,所以,行刑社会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监狱行刑社会化。监狱行刑社会化既是由重趋缓的刑罚观念的取向,又是由严到宽的刑罚立法的归结。监狱行刑社会化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所反映的行刑人道化、行刑经济化思想,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表现着监狱发展的共性和规律,使其在监狱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着突出显要的位置。监狱行刑社会化已演变为一项国际化的行刑原则,在世界各国都拥有一定的市场,并且为国际条约所承认和确立。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行刑社会化工作开始步入新的阶段。 一、 监狱行刑社会化 作为一种思想或制度,行刑社会化的“开放待遇或开放性待遇”、“社会基础处遇”、“开放式处遇”等各异的表述 第一,内涵:监狱行刑社会化在主体上体现了行刑机关与一切社会力量以及罪犯自身的通力合作;在形式上体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刑事执行法的浑然一体;在实质上体现了罪犯、监狱和社会的有机联系。 行刑社会化是指为避免执行自由刑采用传统的监禁形式的不良后果,行刑机关积极创造条件,通过放宽监狱与社会的隔离程度,拓宽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同时,调动行刑机关以外的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罪犯改造,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并能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而采取的确保罪犯与社会生活相接近的一系列行刑措施。其一,从参与主体上看,行刑社会化既包括被授予执行刑罚权力的国家司法机关——行刑机关在行刑过程中有条件融入社会化的内容,也包括社会力量参与行刑过程的活动,还包括服刑犯自身的积极努力。英国在内政部和地方设立归属内政部直管的监狱局和缓刑局,分别负责监禁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非监禁刑执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均为国家公职人员,称为矫正官,具有专业资格,经考试录用,专职从事刑罚执行工作。因非监禁刑执行场所在监狱外或者说社会上,专业矫正机构还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对服刑人员进行矫正和帮助服务,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英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更是如此。社区矫正机构联系社会福利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志愿者机构、劳工组织和企业家联合会等相关部门,对服刑人员进行辅助矫正工作。其中,成立于1896年的霍华德刑罚改革委员会就是英国著名的从事对刑罚政策的研究和参与实践的非政府组织。 第二,外延:监狱行刑社会化有监内、监外两种模式,以及开放待遇、社会基础处遇和出狱人社会保护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开放待遇和社会基础处遇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出狱人社会保护是前两者的自然延伸和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监狱行刑社会化应从监内与监外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监狱与一般社会不同,罪犯受到监禁容易产生一种与一般社会人不同的人格特征,即人格的监狱化,行刑社会化就是要避免罪犯人格的监狱化,使在押犯不与社会完全隔离,而使之与社会保持适当接触。既强调犯人监内生活社会化本身,又要求社会力量参与改造罪犯。另一方面,罪犯出狱后,因长期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一时难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环境,同时为避免一般人对出狱人的歧视,因而有必要用社会各种力量对出狱人加以辅导和保护,以巩固监内行刑效果。也就是说,监狱行刑社会化既包括监内在押犯的行刑社会化,也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我国台湾著名刑法学家林纪东先生甚至认为,行刑社会化,“专指社会团体替监狱分担受刑人释放出狱后的保护事务而言”。 其一,监内在押犯行刑社会化——开放待遇、开放式待遇或开放式处遇。开放式处遇是同封闭式处遇或闭锁式处遇相对而言的。开放式处遇的特色在于力图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范围内,通过取消监狱的围墙、铁栅栏和手铐等形式减少物理的拘束力,增强对收容者的信任,以尽可能地缩短被关押人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被关押犯人的待遇,从完全封闭的制度向接近于一般居民生活的理想开放制度的过渡中,存在着无数的阶段,在此意义上,开放待遇是一种比较的、相对的概念。完整意义上的开放设施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没有保安设备这一物理方面的内容;二是必须采取对犯人持信赖态度的制度这一精神方面的内容。 其二,监内在押犯行刑社会化——一社会基础处遇。以社会的力量加强、改善或者代替将犯罪人关押于监狱矫正,这就是社会基础处遇。它包括社会对罪犯改造的基本措施、制度、机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