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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必要性 一、 中国民法典形态的历史成因与发展 大陆法系国家一直有制定民法典的传统。在古罗马时代, 法典编纂活动即已开始, 诞生诸多法典, 如《格里高利法典》《狄奥多西法典》等。“罗马法上最具典型意义, 而且对大陆法系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历史影响的法典编纂是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所开展的法典编纂” 中国古代法制亦有法典传统。一朝肇始, 法典制定活动便随之展开。但是, 中国古代法典多为刑法典。在民事领域, 由于我国长期为农耕社会, 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民法因此多以“礼”的形式出现, 与道德、习惯等社会规范形式杂糅于一体, 既没有产生民法典的现实需要, 也没有出现成文化的民法典形态。迭至近代, 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法图强, 维护司法主权, 修律为一条重要途径。“废除领事裁判权是导致中国继受西方法制、制定民法典的直接动因” 自清末修律以来,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一波三折。缘何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期盼如此热切, 而最终的结果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 考察我国百年多的民法典制定史, 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国缺乏一部民法典赖以施行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与较为自由的商品经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变。进入21世纪,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 制定一部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 经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