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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不认与不认自主的不认顽危犯矫正机理探究 顽固和危险的罪犯是顽固和危险的罪犯的总称。目前,从众多监狱顽危犯比重看,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比值,但其破坏力、影响面、危险度、负能量不能低估。2012年底,浙江某监狱对96名限制减刑死缓犯调查发现,25.0%的人性格暴躁,49.0%的人有行凶危险,18.8%的人有自杀危险,9.4%的人有脱逃危险。如何有效整合监内与监外矫正资源,做好那些显性或隐性顽危犯的监管矫正工作,成了彰显刑罚威严、矫正理性、狱治文明的一大重要指标。 一、 顽固和危险犯罪的原因 (一) 来自监外客观物的激励 服刑罪犯成为顽危犯,一大重要因素是对政法机关的办案逻辑存在认识偏见。如有的罪犯认为自己入监是领导批示这一“人治”导向下的产物,媒体不报道自己就不会坐牢;有的人认为自己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自己落网仅是一条“小鱼”,“大鱼”逍遥在外;有的人认为法院对自己的定罪量刑不当,认为是舆论绑架了法律,抑或是政策要挟了法律。当然,极个别人可能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追求从快从严之下的冤案当事人,但监狱民警很难对其行为作出理性评判,以致对他们各种不认罪服法行为只能做改造中的另类处置,以致在不经意中便给其扣上“顽危犯”的帽子。 另一大因素,是罪犯服刑期间突然或持续遭遇来自外界的负面刺激。这些“负能量”刺激物,既有来自家庭方面的因素,如一些罪犯入狱后,子女面临失学,配偶与父母关系极不融洽,亲人患上重病或遭遇飞来横祸等;也有来自朋友方面的因素,如因会见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罪犯很多捕前称兄道弟的朋友被挡在允许会见人员之外,这让那些对人情世故分外悲戚的罪犯心绪更趋紊乱;还有来自工作方面的因素,如因自己犯罪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有的甚至使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家财或事业毁于一旦等。很多罪犯入狱后,在朋友网几乎断裂,亲情网也面临考验的境况下,对监禁环境的心理适应力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不少罪犯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焦虑症状,最终使其改造言行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 (二) 来自罪犯个体的表现 许多罪犯入狱前,就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心理与行为障碍。据调查,绝大部分顽危犯其临床症状量表(SCL-90)中,躯体、强迫、抑郁、焦虑、恐惧、偏执、精神等指标明显高于或低于常人指标。华东某监狱对1337名刑期在10年以上的重刑犯心理测试结果显示,病态人格(Pd)均分高于常模人数占56.3%,其中Pd单项T分高出常模一个标准差的有405人,占总人数的30.3%;T分高出常模两个标准差的有348人,占总人数的28.8%。 除此,因自身技能欠缺或疾病不断侵扰也是催生一些罪犯成为顽危人群的重要原因。如有的罪犯认为自己文化低,刑期长,年龄大,自身无谋生技能,家中也没有什么可依靠,出狱后会变成家庭或社会的累赘,因而对人生感到极度沮丧;有的罪犯在改造期间患上了严重慢性疾病,他们对减刑出狱不抱希望,稍不顺意便会破罐破摔,抑或自伤自残;有的罪犯经历多年服刑期后,患上了“躯体形式障碍”,从而导致罪犯心理状况极其糟糕,性格脾气变得十分暴躁等。这些罪犯大多对改造丧失信心,看不到人生前途,最后被民警贴上了顽危犯的标签,成为重点关注与管理对象。 (三) 民警的非权力性 一方面,一些罪犯对监禁环境的隔离与强制心理承受力差。有些年轻罪犯,捕前就比较外向与好动,入狱后各种警戒与管束措施,使他的张狂个性受到了极度的压制;有些罪犯捕前权利欲、财物欲、女色欲十分强烈,过惯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服刑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便会无所适从,与人格格不入。监禁环境的压抑性,生活空间的局限性,矫正项目的乏味性,让一部分罪犯不断以鲁莽方式试探民警的管教底线,稍有心机者则以消极怠工、自伤自残的方式进行对抗,城府很深者则以诡异方式进行解脱式反抗。 另一方面,一些罪犯对民警执法手段与管教技能不予认同。由于民警个人风格、工作年限、经验积累等方面的差异,民警在罪犯中的非权力性影响力也不同。在日常执法与管理中,有些民警不注重全面与深入的调查,习惯于主观臆测与先入为主,错误运用了语言暴力及粗野的管教方式,过多限制与剥夺了罪犯言行自由,使得罪犯一些并非故意且性质不甚恶劣的违规行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与处置,从而使他们走上了与民警与其他罪犯对着干的路子。 二、 监督和惩罚不确定的“六大原则” (一) 文化干预：注重对受过教育的人的“风化”，缺乏道德败坏的意识形态障碍 1. 以孝推动善—让顽危犯在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中接受道德洗礼。 当前,有三种文化可对顽危犯做些拓展性的施教:一是以感恩为主题的孝道文化。监狱机关宣扬孝道,其行刑价值根基是唤醒罪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使其从心灵深处更好地去忏悔自己的罪行。教育顽危犯珍爱生命,痛改前非,应以培养孝悌情感作为重要切入点。二是以律己为主题的修身文化。在教育转化顽危犯过程中,注重从《菜根谭》《围炉夜话》《小窗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