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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责任倒查机制研究 社区矫正活动作为一种刑事行为，不仅适应了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而且是对刑事法规的具体体现。弱化政府管理职能，强化社会力量的主导作用是社区矫正发展的趋势，但是如何在惩罚与教育中找到平衡点也是一个难题。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以来，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2018年7月底，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期间再犯罪率约0.2%。 完善社区矫正的管理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降低刑罚执行成本、提高刑罚执行效率，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课题组成员赴广东省部分市县司法局及乡镇司法所实地调研，以求真实、准确、全面地了解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法。 一、 社区矫正对象办理情况 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实施，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47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人。每年新接收矫正对象50多万人，2019年至今新接收了57万人，解除矫正59万人，全年正在列管的有126万人。 （一） 司法所人员配备不足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地方司法部门往往职能多样化，譬如，某些地方司法局全称为“司法和信访局”，职能多样化，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司法所作为目前主要承担社区矫正的基层单位，职能繁多，社区矫正只是其中的一个工作内容，如果司法所人员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会非常困难。在职能多样化的前提下，全国还有很多司法所是一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难度显而易见。 《社区矫正法》规定，司法所受社区矫正机构的委托，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因此，司法所仍然是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主体。司法所职能多样化，很多地方司法所不能保证配备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一旦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法完成社区矫正的相关任务，从而导致事故发生。 （二） ．社区矫正的惩罚功能弱化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社区矫正法》指出，“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社区矫正显然是刑事执行工作。《刑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相应地，在管制刑中，《刑法》使用了“执法机关”的说法；对于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使用的是“考察机关”；对于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使用的是“监督机关”，除了“执法机关”毫无争议是刑罚执行机关外，不论是考察机关还是监督机关的称谓都彰显了其监督管理的职能，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惩罚也应当是应有之意，应当注重“惩罚犯罪与教育矫正相统一”“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但是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惩罚功能都被弱化。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人员应当参加社区服务，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社区服务时间不少于八小时。”但《社区矫正法》将社区服务的提法改为“公益活动”，并且不再强制参加，惩罚功能进一步弱化。如果社区服刑人员的服刑没有痛苦和损失的感受，不能感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将会大大降低刑罚的威慑功能，增加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三） 社区修复项目独特，不利于发挥社区矫正工作的桥梁作用 社区矫正对象由四类人员组成：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以及监外执行人员。在调研中发现，缓刑人员占比最大，约占98%, （四） 陈某在社区矫正期间未在工作期间履职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责任大权力小，一旦社区矫正对象出现再犯罪等问题，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责任倒查成为普遍现象，既有追究行政责任的，也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责权严重不符的情况，容易打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比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发现有社区矫正对象不在监控范围，于是立即提请公安机关予以拘留，但公安机关不予配合，导致社区矫正对象脱管，而相应的司法所所长、社矫股长都被追究行政责任，给予警告处分。因社矫对象再犯罪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也有。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公布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犯玩忽职守罪的案件中，大部分定罪免予刑事处罚；极少被判决无罪；另外，有少部分被判处了刑罚。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挑选了两起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一：邓洪振玩忽职守案（[2019]黑0822刑初156号）。2015年6月，陈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桦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自2015年6月20日至2017年12月19日止，在桦南县梨树乡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原桦南县梨树乡司法所所长被告人邓洪振、副所长石某（另案处理）负责陈某的社区矫正工作。法院认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