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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露与娜斯塔西亚形象比较 娜斯塔西娜菲里波娃娜和陈白鹿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现代文学中的两位著名女性。他们充满了艺术的魅力和沉重的悲剧色彩。前者出自俄罗斯伟大的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笔——《白痴》中的女主人公, 后者是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剧——《日出》中的女主人公。一个生活在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俄罗斯动荡不安的岁月, 一个生活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金融大都市。身处不同国度、不同年代的两位女性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命运, 相近的品格和个性气质。 她们的美不是人类自古以来理想女性美所包含的贤良、顺从、温婉、娴雅的优美, 她们失却了伟大无私的母性和温柔多情的妻性, 在她们身上人们感受到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 在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是被摧残、被践踏的残缺美, 被扭曲的畸化美。培植了这种美的自然是腐烂变质的养分、土壤——畸形的社会, 金钱主宰一切, 颠倒、扭曲爱情、道德和人格的私有制社会, 将出卖灵肉的卖淫制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陈白露和娜斯塔西亚是两位天赋聪颖, 资质极高, 有教养、有知识、有着惊人美貌的女性, 都因生活所迫, 被逼零落为风尘女子。在腐恶病态的社会中, 天生丽质的姿色成为她们命定的不幸与罪过。出身于大户人家的陈白露曾是女子学校的高材生, 因父死家道中落被迫辍学走向社会, 做了舞女、电影演员, 成为金融大都会红极一时的交际花, 身着绫罗锦衣, 出入于豪华排场的上流社会的社交界。娜斯塔西亚, 一个退职官吏的女儿, 幼年丧父, 7岁时被欧化贵族托茨基看中收养后据为玩偶, 过着锦衣肉食的生活。而实质上, 她们都是以高等的身份、高级的形式操着或者说是被迫操着出卖灵肉的生活。陈白露作为交际花, 靠出卖花容月貌和妩媚的笑颜度日, 不过是件包装精美的高档商品, 而娜斯塔西亚却已是“文明”掩盖下丑陋虚伪的上流社会中恶人们争相抢购的商品:第一个粗暴践踏娜斯塔西亚青春美丽的托茨基, 为了获得丰厚的陪嫁, 愿将他享用够了的不幸的娜斯塔西亚许给叶潘钦将军的贴身秘书伊伏尔金, 来换娶他的大女儿。叶潘钦一拍即合, 应下这宗买卖, 因为他可一举两得, 既可同一个富有的佳婿合股投资开发新企业, 又能暗中享用下属的娇妻。殊不知无耻至极、粗野荒淫的富商之子罗果静竟然直言不讳要求伊伏尔金将娜斯塔西亚让出, 条件是支付他10万卢布钞票。 假如陈白露安于“口厌甘肥、身嫌锦绣”的生活, 娜斯塔西亚逆来顺受、听命于恶人的摆布, 那么她们的遭遇将无悲剧可言, 其身世也决不会使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 而只是可怜的哀叹而已。正因她们深感自己地位的可耻、屈辱而萌发不满的反抗最终又毁灭于这一反抗, 才给她们的不幸命运抹上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在她们身上体现着反抗的烈性和刚毅的美。 霜花——洁白、无瑕、纯净的象征。陈白露看到霜花便油然而生孩子般天真的惊喜, 这无疑是陈白露沦落风尘不甘堕落、向往纯洁的寓意。是的, 她厌恶浮华、喧闹、虚伪、疯狂的大都会夜生活, 厌恶她所生存其间、散发着腐尸气息的环境, 嘴角时常挂着一丝嘲笑的倦怠面容透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嘲与无奈。周旋于投机倒把的资本家、卑劣阴险的银行秘书、游手好闲的面首、满口洋文的博士和庸俗无聊的富孀中, 陈白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屈辱的地位:青春、艺术、美貌只不过是按价出售的商品, 自己的生活表面豪华排场, 实则受制于人, 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 “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 在欧洲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娜斯塔西亚, 对于自己从豆蔻年华之时即被欺凌的屈辱境遇迸发出更为激烈的愤慨和复仇之情, 她的反抗以一种变态、颠狂、歇斯底里的报复的形式, 似火山喷发的岩浆, 无情地投向那些欺凌者与侮辱者。 生日宴会上, 娜斯塔西亚接受拍卖, 将10万卢布扔进熊熊烈火, 又令贪财的伊伏尔金火中取栗, 酣畅淋漓地宣泄郁积内心多年的激愤与仇恨, 揭开“文明”面纱下的罪恶, 将亵渎美的恶人们肮脏的灵魂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们施行着冷酷的灵魂的绞刑——娜斯塔西亚“用一种像发高烧似的”口吻喊道:“诸位, 这是10万卢布!” 在这里, 艺术画面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善与恶、美与丑之间针锋相对、惊心动魄的较量, 另一方面刻画出娜斯塔西亚被扭曲的破碎的内心所蕴含的反抗、叛逆、不屈不折的人性力度美, 折射出她渴望真正的生活, 渴望实现人的真正价值, 追求完美人格的强大生命激情。诚然, 一如陀氏笔下许多人物一样, 娜斯塔西亚的性格与生命激情中又潜藏着一种反复无常、不可捉摸、矛盾重重的不和谐的畸形力、破坏力, 这种力量在折磨、撕扯着侮辱者与欺凌者灵魂的同时, 也损伤着她自己。娜斯塔西亚在发泄屈辱的怨恨时不择对象, 不仅向恶人, 也向善者, 甚至向自己施虐, 以玩弄自己的创伤、欣赏自己的痛苦、自卑自弃来攫取报复心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