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墓》看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音乐.docxVIP

从《沉墓》看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音乐 1912年，沉没的泰荣被冷大西洋淹没，没有人知道它在两次战争中从未见过它。85年之后,一个卷头发、小眼睛的美洲人用文明和人性的笔调做出的音乐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曾经将这部电影的配乐作者詹姆斯·霍纳誉为影片的幕后英雄。然而,用音乐去关心那艘巨轮命运的不仅仅是霍纳一个。另一个英雄的先知,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用他的悲壮和激情叙述了泰坦尼克号的命运。 古斯塔夫·马勒的名字对于大部分的国内爱乐者来讲还有些陌生。1889年,他的第一交响曲以交响诗的形式在布达佩斯首演。这部清新、充满活力、又带有些原始成份的作品被作者冠以《泰坦尼克号》的标题,用音乐的语汇描写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人的生命。从内容上讲,似乎和20多年后沉没的那艘“泰坦尼克号”不相匹配。然而马勒却在不久之后的创作中做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言,他对自己的第二交响曲充满阴影的开头所作的诠释是:“这是我的第一交响曲的主人公,现在我把他送进坟墓……” 暂且不提第二交响曲那个脍炙人口的“复活”结尾,单是将泰坦尼克号送进坟墓这样的开局就令当时的人们费解。浪漫主义清新自然的余风犹在,但它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如果说浪漫主义作曲家们在技术上把交响音乐的表达效果提高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那么新的音乐激进者们已经在寻找更高等的音乐文明了。类似印象派这样的先锋者和试验者还没有想过“把一个泰坦尼克号送进坟墓”这样人文气息浓郁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是怎样从纯粹技术的角度去体现新的音响效果。新的音乐文明究竟何在? 尽管德彪西振振有辞地宣称着交响曲的无益性,马勒在音乐文明的道路上走的路比他远得多。印象主义创作在20年内便销声匿迹了,马勒的忠实追随者勋伯格和门盖尔贝格等人却倡导着20世纪上半期的严肃音乐舞台。我并没有贬低印象主义在音响效果的试验性上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印象主义的名作仍然在广播甚至广告里响起。与之相反,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所倡导的不协和、无调性的现代主义音乐却被大部分民众划为听不懂的严肃音乐。当代的交响音乐开始逐渐在民众中消失,变为作曲家们纯学术性的产品,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乐和摇滚乐,甚至一些民俗性的音乐。大部分非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无法从现实的音乐产品中得到满足,只得回到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和瓦格纳,人们干脆错误地将他们统称为“古典音乐爱好者”。 在正统的音乐历史和音乐学院的教科书中,怪诞的现代主义者主宰了20世纪的几乎全部音乐历史。但是从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文化角度讲,他们所代表的音乐文明消失了。在音乐厅的演奏曲目里,只有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等人能用像《春之祭》这样还没有完全被现代主义化的早期作品争得一席之地。这里有一个例外,同时作为浪漫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的古斯塔夫·马勒让他的作品保持了像贝多芬那样久远的生命力。这位纳也纳皇家歌剧院的前院长生前以指挥才能享誉欧美,他的作品却是在他去世后的四五十年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的。今天,仅仅是他的全套交响曲的CD唱片就达9套之多。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他成了浪漫主义之后新的音乐文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完美的代表者。与他的追随者勋伯格甚至印象主义者都不同的是,马勒注重的是与人性有关的东西,而不是技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处在一片繁荣之中,就像没有人料到泰坦尼克号的遇难一样,也没有人料到会出现世界大战这样人性深处极端罪恶的突然爆发。马勒在第二交响曲《复活》里却直接描写了死亡的意象,在当时定会被许多人看成是杞人忧天的疯子。从《复活》的创作素材上讲,马勒对于生死的思考和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作品的第三乐章里产生的叙述性内容援引自一段民谣,描写圣人圣安东尼对鱼的耐心而无用的说教,结果是无法改变鱼贪吃的恶劣本性。马勒将这样的插曲放在一部生死史诗里作为间奏,有着与民谣完全不同的意义。他试图借这样的童话来表达对人类卑劣所感到的绝望。早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就反映出来的由资产阶级派生出来的贪婪、虚荣、惟利是图的人性弱点也被马勒所觉察,他意识到了潜藏在深处的社会危机。这个危机意识必然使他产生了将自己的主人公泰坦尼克号送进坟墓的念头。当然,危机是不会那么容易让所有人都觉察到的,马勒总是苦于自己的音乐语汇无法被当时的社会理解,只有在他去世3年后,第一世界大战爆发,人们才能理解他所描述的惊恐与死亡,只不过为时已晚。 从马勒对社会认识的清醒角度来说,他是个相当现实的人,但是我宁可承认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据说作者完成了寓言式的第三乐章后,创作被搁置了一年之久。直到作曲家参加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的时候,听到教堂为死者吟唱的复活颂歌,马勒才顿然决定将复活作为作品的结尾。庞大的乐章从最后审判写到众生复活,辉煌而充满生死之间的冲动。马勒作品的情境已经基本上是一致的,《复活》里死亡的开局与复活的结局似乎代表了马勒作品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