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标准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docxVIP

强制性标准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 在法律意义上，法律基准是指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在统一和重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中总结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总结。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保障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为强制性标准”。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中的产品安全标准以及《食品安全法》第19条中的食品安全标准皆属之。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1条规定, 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害, 成立生产者产品责任。《产品质量法》第46条则对其中的“缺陷”进行了明确定义, 即“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然而, 对以上规范的理解和适用不无疑议, 集中体现在相关强制性标准的效力认定和适用范围, 以及与此相关的举证规则上。例如, 在“史某、蔡某诉黄某、卢某、中山市某电器卫厨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 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是否具有缺陷。而两审法院的分歧为, 符合强制性标准这一情节对于产品责任的承担范围有无影响。由此引发思考的是:侵权法领域中, 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地位是什么?继而, 在侵权责任的判定中具体会产生何种影响?围绕以上问题, 本文将从强制性标准的规范性分析入手, 讨论其在侵权责任司法裁判中的一般效用。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产品责任相关法律条文之解释, 探寻其内在机理中强制性标准之法律坐标。 二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属性与司法效用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特点, 在民法领域中, 当拟对某一社会生活进行规范, 却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料做一界定时, 需要通过引致条款和转介条款的方式, 寻求其他法部门的支援。行政主管部门基于其日常职能, 能较好的形成科技、政策、社会之间的联动。其据此所制定的技术规范性文件往往更能准确反映出该规范领域的事实结构, 故常被民法借助于个别条款中, 以达到更为妥当的规范效果。其具体表现为对不确定概念之填充, 或对法效果之适用条件的框定。 但该影响的一般路径和合法界限如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公布的《裁判规范规定》, 可以在民事裁判中直接适用的规范, 即民法的规范法源, 包括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前述列举之外, “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 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能充作裁判说理的依据。 三强制性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中的作用———《产品质量法》第46条之展开 (一) 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缓和路径:非“是否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1.“实质双重标准说”的产生与弊病 在以“商品本身法则”为核心的严格责任体系下, 产品“缺陷”之认定是构成侵权法中产品责任的关键。对于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所界定的缺陷要件, 通说认为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人们通常对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待为一般标准, 国家和行业针对某些产品所制定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则为法定标准。依该法条之字面表达, 大多学者理解为, 有法定标准的适用法定标准, 无法定标准时则适用一般标准。 2.对相关修法意见的讨论 实践中, 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的产品, 亦可能危及人身、财产的安全, 由此受损的受害人却无法获得赔偿。例如在“刘文红诉三菱帕杰罗V73制动失灵致害案”中, 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有学者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提出立法上的修改建议。 由梁慧星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认为:对46条后半段采反对解释, 可得出“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 为不存在缺陷”的结论, 则生产者可以通过证明产品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而免责, 受害人却无法通过国家赔偿法、意外损害补偿基金等侵权法之外途径获得补偿, 导致不合理之后果。因此, 参考比较法上的经验, 建议删去46条后半段, 仅保留“不合理危险”标准。 与之不同的意见, 如王利明主持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中提出, 在第46条中添加能够证明相关标准不能保证产品不存在缺陷时的“除外条款”。 3.作为司法缓和路径的“形式双重标准说” 为缓和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僵化适用所带来的法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张力, 法院开始在个案中否定法定标准在判断缺陷过程中的实质作用, 以驳回产品生产者的免责抗辩。在“昆明金星啤酒有限公司与王清华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中, 通过对缺陷概念进行目的性扩张,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符合强制性规定的产品致损不可诉现象, 有利于在个案中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但在法院说理中, 普遍缺少对内存于第46条中的法评价之决定性要素的充分论证, 无法有力说明为何赋予部分非“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以“具有不合理危险”的法效果, 以致其正当性基础存疑。 法定标准和一般标准之间的适用关系如何?被告是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