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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对罪犯管理的影响 一、 精神疾病的总结 (一) 病人精神不符的概念 首先，法国精神疾病学家菲利普皮埃尔提出了精神疾病的概念。他最早对精神病态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病人非常理性，但无法抑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缺乏悔意”，“非常疯狂但不是精神错乱”， 目前广泛被认可的概念是加拿大精神病学家海尔(Hare)教授所提出的，一种个体表现在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特质等方面的人格障碍，包括欺骗、操纵、自我中心、无责任感、冲动、刺激寻求、行为控制力差、感情浅薄、缺乏同情心、缺乏罪恶感和自责、男女关系混乱，以及其他违反伦理和反社会的行为倾向， (二) 精神疾病的形成的原因 1. 脑结构异常 国外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发现，精神病态罪犯的语义及情绪加工存在缺陷，在进行词汇判断任务时，与控制组相比，对于情绪词与中性词、实词和抽象词、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反应没有显著差异。 精神病态罪犯的脑结构存在异常，但是对脑结构异常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异常达到多少程度才能被判定为影响功能的异常，因此关于脑结构的研究也还仅仅处于初始状态。 精神病态罪犯的情感加工异常，精神病态罪犯在缺少合适的情感相关脑区活动的情况下会采用其他的认知策略来加工情感信息。 虽然从脑机制方面探索精神病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直接将精神病态跟大脑中的某个部分直接联系起来，也不知道大脑中某个部分活跃等信息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大脑内部工作原理如何，这些方面还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揭示。 2. 正性情绪信息的加工 国内研究者使用评定量表对劳教人员与未教所人员进行研究发现，对注意中心之外的情绪信息，无论是正性情绪信息还是负性情绪信息，精神病态者都无法对其自动化加工，而正常被试能够对注意中心之外的负性情绪信息进行自动化加工，但无法加工正性情绪信息;对处于个体注意中心之内的情绪信息，精神病态者对正性情绪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工识别，但对于负性情绪信息则存在着加工困难的情况 3 公正估计力与家庭风险因子 在家庭因素对精神病态形成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皮克罗(Piquero)研究表明，环境风险因素(如家教严厉、母亲未成年、兄弟姐妹有问题行为、父/母有犯罪史、家庭收入低、父母不和、父母亲神经质/抑郁、父母离异)对精神病态的预测力大于个体风险因子(如成绩差、身材矮小、非言语智商低、男孩高外向性、冲动、不诚实、不受欢迎、爱惹麻烦和注意力不集中/好动等)，而环境风险因子几乎来自家庭。还有大量的研究共同表明，低水平的父母关怀与精神病态呈现高度相关。达沃斯(Daversa)和奈特(Knight)(2007)的研究表明，身体虐待的频率和严重性是精神病态各因子的最显著的预测因子。 4 神病组与对照组的比较 在决策方面，国内研究者王强龙等采用个人决策的杯子任务和两人决策的囚徒困境任务考察了精神病态实验组与非精神病态对照组的差异。结果表明:在个人决策的杯子任务中，精神病态组被试会倾向选择冒险的选项，尤其在损失情境下更具冒险精神;在涉及两人决策的囚徒困境任务中，精神病态组被试选择背叛的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并且这种倾向不受同伴选择的影响。总的来说，精神病态组被试的决策选择更在乎自身利益，更愿意冒险而无视可能的危害。 二、 精神抑郁和犯罪管理 (一) 进行精神病量表 目前在罪犯入监时主要采用的以中国罪犯心理评估个性分测验(COPA-PI)为主的一系列测试，但无法有效地识别精神病态者。识别精神病态罪犯需要专门测量精神病态的量表，也需要比较专业的施测人员。罪犯为了逃避惩罚或者遵循权威，会有一定的虚假测试倾向，也就是在做测试时尽量“往好的方面写”，让管教民警认为他们是一个心理正常甚至积极向上的人是很多罪犯的目的。 基层民警一般很少了解有关人格障碍、精神病态等方面的概念，所以即使鉴别完成后，也可能会由于基层民警并不了解这其中的真正含义，而导致对罪犯的测试鉴别失去其本身的意义。 (二) 该犯管理难度的基本情况 精神病态者是不可靠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他们不会考虑是什么场合，也不会考虑冲动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冲动是精神病态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当精神病态者计划犯罪活动的时候，冲动性使他们难以有职业罪犯的表现(也就是周密的计划性，筹备已久等)。精神病态者大多是在冲动的驱使下，可能是参与恶作剧，处于一时兴起，就犯下严重罪行。 以某监区谭犯为例，该犯罪名为故意杀人，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动机是报复家人，概览其案件经过，可以看出该犯具有冲动性、敢为性强的特点。在与该犯谈话过程中，该犯表现良好，话语间逻辑清楚，没有明显的精神病倾向。该犯在服刑期间经常发生违纪事件，而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多为冲动导致。该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易冲动，行为不可预测性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