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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信息保护中的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一、 泄露内幕信息的认定 由于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存储信息的内部交易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最为突出。首先，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情况比较突出，大股东又往往与公司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同时，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这就使这些大股东成为市场上能够快速获取最新信息的优势人群。其次，我国的社交文化向来强调人际关系的维护与发展，特别是亲属、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当事人认为泄露内幕信息给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并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或是法律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容易产生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 虽然我国《证券法》明文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泄露内幕消息，并且规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我国《刑法》还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情节严重的，应承担刑事责任 (2) 。但是，由于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一般而言，对泄露内幕信息案件的处理程序如下：第一阶段，法院认定内幕人的身份；第二阶段，证明被告占有内幕信息；第三阶段，证明提出建议或传递信息行为的存在；第四阶段，证明信息接受者实施了买卖证券的行为；第五阶段，考察被告所提出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在上述程序中，难点在于第三阶段。因为在第三阶段，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由于信息泄露人和信息接受人可能采取包括面谈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联系，原告很难取得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谈话的内容，例如直接取得嫌疑人的谈话录音。加之我国法院在司法审判中没有具体的规则可遵循，泄露内幕消息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司法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 为了解决如何认定泄露内幕信息这一难点问题，目前最高法院正在着手制定有关认定内幕交易的司法解释，研究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逻辑推理来证明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存在，以便追究泄露内幕信息者的法律责任。笔者拟对美国判例法上“附加因素”（plus factor） (1) 规则进行研究，阐明美国法院是如何根据一定的事实运用逻辑推理认定泄露内幕信息成立，以供我国最高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借鉴。 二、 ．泄露是内幕信息 按照美国证券法，实质占有未公开信息（内幕信息）的当事人将这些信息在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况下泄露给他人，以致接受者获得信息优势并在证券市场上从事交易，就被认为是泄露内幕信息。泄露内幕信息是为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所禁止的，一般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2) 向法院提起泄露内幕信息的诉讼，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一） 控证券行为不符合一般案件的归罪标准 在泄露内幕信息案件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常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被指控的泄露人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了接受人，或者接受人得到了信息（SEC v．Singer[Z]．786F．Supp（S．D．N．Y．1992，P1158））。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往往基于推测或推理指控被控方泄露内幕信息。在审理无直接证据而仅依据推测或推理而提起的诉讼中，美国法院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仅依据交易本身或当事人之间存在联系而所作的违法推断只能是推测，但推测是不能作为认定泄露内幕信息的证据的。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要使自己的推断得到法院的认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还需要提供“附件因素”，以证明被告有罪或存在欺诈。这就是所谓的“附加因素”规则。 “附加因素”规则是美国法院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褚旺恩案（SEC V．Truong）中制定的（137F．3d[Z]（11th Cir．1998）P1325）。在该案中，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信息泄露人哈恩和其他三个信息接受人提起内幕交易 (3) 的诉讼。其中，哈恩是分子动态公司的雇员，另三个人分别是哈恩的兄弟赫恩、阿恩和朋友尹焦恩。控方声称哈恩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了其他三个被告，而这三个被告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了交易，并从中获利。指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起交易行为： 第一起交易（the first set of trades）：1994年3月上旬，分子动态公司的高级经理曾在一次会议上透露过公司财务出现困难的信息，尽管哈恩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但他从公司获得这条信息后，就卖掉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分子动态公司的股票。在此期间，赫恩、阿恩和尹焦恩也卖掉了大量的分子动态公司的股份。基于这些事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断哈恩掌握了重大的非公开信息，并将信息泄露给了赫恩、阿恩和尹焦恩。 第二起交易（the second set of trades）：在3月22日的一个会议上，哈恩和其他经理得知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会后，尹焦恩采取了以下行动：（1）3月23日，他将2 300股分子动态公司的股份以卖空的方式卖出；（2）3月23日，他给哈恩的办公室打电话，通话时间在60秒左右；（3）3月24日，他又卖出了2 000股。而在此之前，尹焦恩并没有用卖空的方式卖过分子动态公司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