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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工看美国的夏玉米 8世纪中叶，美国索不达米亚（750-1258）的贸易和出口异常活跃。撒马尔罕、大不里士、内沙布尔、哈马丹等交通贸易重镇,搭建起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上丝绸之路穿梭于中国和半岛之间,一批批产自盛唐的精美唐三彩、唐白瓷、青瓷、釉下彩等东方瑰宝通过这里被转运到亚欧诸国,大量财富如同“天方夜谭”神话般源源不断向首都巴格达汇集。富得流油的二千八百六十万伊拉克民众极尽奢华,用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打造生活器皿俨然成为一种时尚,导致帝国制造货币的原材料捉襟见肘,不敷应用,统治者不得不下令严禁生产和使用金属类日常器。因此,寻找具有金属华丽质感的替代品则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既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又不违反国家禁令,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工用他们的智慧,参照摩尔人样式,借用公元三世纪就已经在叙利亚与埃及流行的玻璃器珠光彩绘技术,尝试生产具有金属质感的彩色陶器。他们以锡釉陶白坯为底,用少量金、银、铜等具有美丽光泽的贵金属氧化物作发色剂,经1000℃的还原焰二次烧成。除仍旧保持鲜艳明快的特点外,竟得到前所未有的、通体具有彩虹般光泽的单彩或多彩陶制品,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拉斯塔彩陶(Lusterware)”(图1、2)。 拉斯塔陶器使用的釉料之所以如此光彩夺目,其奥秘就在于它含有金属微粒。普通釉料经光照只能产生单光谱反射;而接受金属化处理过的釉料其金属氧化物在烧结过程中会产生还原反应,最终在器物表面结成薄薄的纯金属包膜。基于膜的棱镜效果,光照下能得到宽范围的光谱全反射,从而析出多谱的辉光;釉料中掺入不同的金属元素,则会得到不同基调的光泽,如金色、黄色、茶褐色、古铜色、翠绿色、橄榄色、红宝石色以及鲜艳的土耳其蓝等,且色彩会随着入射光位置的移动而变幻,状如珍珠,形似彩虹(图3)。 1982年在巴格达以北阿拔斯王朝曾经的首都萨马拉(Samarra)遗址,就出土过当年烧造的拉斯塔彩陶片;埃及或是伊朗的萨维赫(Saveh)、雷伊(Rey)以及卡珊(Kashan)等考古发掘现场也有拉斯塔陶片出土。经过近千年岁月的荡涤,虽然质地已经趋于脆弱,但表面闪亮的虹彩却风韵不减。另外,伊朗西北部琐罗亚斯德教的塔赫特苏莱曼神殿(Takhte Soleyman)遗址考古发掘中,甚至还出土了比任何遗址都要多的,诸如龙凤纹、云鹤纹以及荷花纹等富含中国元素的拉斯塔陶片或完器,从中可以体味到汉文化对伊斯兰陶艺产生的不凡影响。即便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时代,伊尔汗王朝(1256—1335)以及招徕的伊朗陶工仍在不断延续来自东方古国的风格(图4、5)。 以模仿金属器起家的拉斯塔彩陶,从初创时的单彩逐步发展成在白釉上施以各种图案的多彩。进入十二世纪以后,开始流行在富含石英的白色复合型胎土上挂透明釉的方法。到十三世纪,这个诞生于阿拉伯地区的陶器,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扩大,逐渐流转到连接欧非大陆的西班牙。美丽的拉斯塔锡釉陶器令欧洲人如醉如痴,摩尔人陶工很快成功仿制,烧成的陶器经由马略卡岛往西出口到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尔塔吉龙(Caltagirone),意大利人以流入地马略卡岛命名为“马约里卡彩陶”。不过,后期的“马约里卡”已经不仅仅狭义地单指拉斯塔,而是涵盖了所有意大利、西班牙乃至欧洲各种流派的锡釉陶器(图6、7、8)。 卡尔塔吉龙自史前起便有陶器生产,在伊斯兰帝国统治时代更由于存在众多窑场而有“陶山”之美誉。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历史基因,即便是今天的卡尔塔吉龙,仍旧随处可见散布在街巷各个角落里的陶器作坊。连接圣玛利亚·戴蒙特教堂和市政府广场的坡道上,1608年由建筑学家朱塞佩·杰卡罗奈设计、用巴洛克格风格“马约里卡”陶砖铺就的一百四十二级台阶,是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标志性建筑。气势恢弘,美不胜收;陶山之称,名不虚传(图9)。 说到西西里的马约里卡,则不得不提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男人或女人头像造型的水罐、花盆之类产品。它源自当地流传甚广的一段离奇甚至有些惊悚的故事。意大利著名浪漫主义作家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桥段。通过这个故事,折射出连同拉斯塔彩陶一起输入的伊斯兰文化与意大利本土基督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碰撞和交融。 大约一千多年前,西西里岛由伊斯兰帝国统治。极具包容性和兼收并蓄能力的伊斯兰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帝国首都巴勒莫(Palermo),三百多座用拉斯塔陶砖装饰起来的清真寺栉比鳞次,壮丽辉煌。西西里人和阿拉伯人各自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共同谱写着不同风格的生活篇章。 某日,行走在该市卡鲁莎地区错综复杂胡同里的阿拉伯年轻男子,无意中看到临街小楼鲜花盛开的阳台上,一位风姿绰约的西西里女孩斜倚着栏杆无聊地在观赏街景。面若桃花的脸庞上一双顾盼有神的蓝眼睛,如同地中海海水般清澈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