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与文学社会学中国文学后现代语境的发生学考察.docxVIP

发生学与文学社会学中国文学后现代语境的发生学考察 一、 发生论结构主义对文学现象的支持 吕西安戈德尔（1913-1968）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文学批评家。他对皮亚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发生学构造主义理论。抱歉，抱歉。“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是在社会、文学、历史和美学之间全面理解的。 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与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有所不同, 后者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 强调对事物进行共时性研究与结构化的描述, 以建立形式化的结构模型, 反对进行价值的分析和判断, 将历史与人驱逐出结构。戈德曼将其称为非发生论结构主义, 认为“由于主体的缺席, 结构本身成为主宰性的力量, 一种权力机制, 成为人不能支配的一种终极客体。 戈德曼则在《隐蔽的上帝》中说, “人的行为始终构成全面的意义结构, 这样的结构同时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情感性。 戈德曼的发生论结构主义方法, 将文学现象放在社会整体与集团的精神结构中诠释, 主张文学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对应, 注重文学结构的社会功能。杰出作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 常代表某一社会集团的精神价值:通过主题、人物、情节、语言等要素的表达, 实现或符合这一社会集团的对现实的认识、体验与期待。 二、 后现代文学的观念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 20世纪70-8O年代达到高潮。后现代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根本的差异在于:尽管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怀疑和否定, 现代派作家仍确信一种普适有效的真理的存在的, 对生活进行着形而上的沉思, 强烈地寻找和探索, 努力要找回那已失去的精神家园, 以拯救人们摆脱焦虑失望、痛苦无奈、没有价值和意义的现实世界。他们相信艺术的超越功能, 能够使人摆脱深陷其中的非真实状态而指向一种真实的存在。后现代文学的观念则是“建造世界模式所进行的任何尝试, 无论认识论上的怀疑证明它是何等的合格, 都是毫无意义的。要在生活中建立某种等级秩序、某种次序系统, 是既不可能的, 也是毫无用处的4”。颠覆和解构是后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 基本策略包括构式写作、荒诞意识等。 1. “纳人文学”叙述 后现代文学对文学形式本身和文学的叙述方式本身产生怀疑, 在创作中, 他们反对作品表达确定的主题、具有某种中心或是深层寓意, 反对作品的完整统一性。叙述将多种艺术形式纳人文学, 采用拼贴, 使用多种语言、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等。“元小说”或“反小说”打破了小说创作的虚构性, 如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 在故事叙述中突然中断, 插人一张问卷, 询问读者是否喜欢这个故事, 这里的白雪公主是否同读者记忆中的白雪公主相像, 保罗是不是一个王子形象……等问题5。作者明确地告诉读者自己是在虚构, 在欺骗, 并且将自己如何虚构故事、如何欺骗读者的伎俩也都告诉读者, 让读者来共同参与这场欺骗活动。 2. 《最后一门》中的大变奏,作品本中的反荒观 荒诞意识是后现代文学的第二个解构和颠覆的策略。如果《等待戈多》讲述人生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等待,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人们则在逐渐学会用荒诞的智慧去适应这个荒诞的世界, 而《最后一幕》中, 人们的荒唐行为已与这个荒谬的世界浑然一体了。 三、 解构传统,消解意义 中国文坛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形成了近乎一枝独秀的后现代语境。后现代性的萌动始于先锋文学。北岛的一声呐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告诉你吧, 世界/我--不--相--信!“开启了对世界的根本性怀疑和对英雄情结的解构。先锋小说更是80年代中期文坛的胜景。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 以追逐叙事游戏的方式来解构传统和消解意义。以题材的根本无意义为前提, 关心的不是“写什么”, 而是“怎样写”, 叙事游戏而非情节成了小说的本体。如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在碎片化的拼贴中构设扑朔迷离的叙述圈套;格非《褐色鸟群》迷恋于设置时间的怪圈, 使叙事充满了诡异。先锋之后, 是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化”写作, 《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小说, 塑造了一系列都市“顽主”, 在那里, 一切的崇高都被嘲弄。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策略是“零度写作”。中止判断, 拆除深度模式, 消解中心意义, 走向边缘化叙事。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崇高退场后的凡俗人生, 方方的《风景》, 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 叶兆言的《艳歌》等作品解构人文精神价值走向世俗化。消解正史的“新历史”小说, 颠覆“历史决定论”, 热衷于写偶然和突发事件, 以及人物的个人动机与偶然性行为造成的历史转折, 所展现的是历史的无规律和变幻无常。另有“新女性”小说的异类书写……将后现代元素演绎到淋漓尽致, 中国似乎从未稀缺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