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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店宝顶山的中国木本宫 2009年2月，《中国古董古董》杂志发表了作者的一篇题为《太和殿宝》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赞誉。拙文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与明清两朝不同的典制朝仪等处着眼, 论证了现存的北京故宫太和殿宝座 (图1) 不可能是明朝宫廷的遗物。那么, 这件象征着皇权的宝座究竟是在清朝哪个年代里制作的呢?本文将就这个课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研究。 我们知道, 要鉴定一件没有年款的古代家具是什么时期制作的, 需要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类比, 其中造型和纹饰是两个重点。位于山海关外的沈阳故宫藏有一件清太宗皇太极 (图2) 的鹿角宝座 (图3) , 它的朝板、下盘四角以及脚踏等与太和殿宝座的造型风格很相近, 而后者的盘龙扶手之架构亦借鉴于鹿角扶手, 其造型设计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于祖先创业生涯的尊崇和继承。 笔者感到太和殿宝座的制作年代或许与皇太极时期相去不远。根据这个思路, 就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了山海关外的沈阳故宫和皇太极昭陵。经过查阅众多历史资料, 笔者注意到有一位参与设计、建造沈阳故宫和关外三陵的重要人物是山西省介休县人, 名叫侯振举, 身怀山西一绝——烧制五彩琉璃瓦的精湛技艺。明朝后期, 侯振举随祖辈迁至关外析木城 (今辽宁海城市东南) , 在缸窑岭村兴建侯家窑, 烧制绿釉碗、罐。后金天命六年 (明天启元年, 1621年) , 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辽阳一带, 为了巩固政权, 将都城由新宾迁至辽阳, 并在辽阳建造东京城。侯振举加入了汉军八旗, 为表忠心, 他精心烧制了一批绿釉碗、罐, 专程去辽阳敬献。努尔哈赤一见琉璃制品, 喜出望外地说:“析木城送来的绿釉子碗、盆、大瓶子, 是对国家有用之事, 金银算什么, 天冷不能穿, 饥饿不能食, 匠人造物, 才是真正宝贝。”随即授予侯振举守备之职, 赏银20两。同年12月, 侯家又敬献了绿釉瓦、盆等1300余件。第二年, 缸窑岭琉璃窑被努尔哈赤封为“御窑”, 从此侯振举的民窑便更名为“皇瓦窑”, 成了后金的御用官窑。以后, 沈阳故宫建筑群所用的琉璃砖瓦均由此烧制。除了沈阳故宫之外, 沈阳的福陵 (东陵) 、昭陵 (北陵) 以及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永陵 (祖陵) 所用的琉璃砖瓦也均由皇瓦窑提供。据《侯家宗谱》记载:“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 即建都东京, 于天命七年 (1622年) 修造八角金殿, 需用琉璃龙砖彩瓦, 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 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 (1624年) 间迁至沈阳, 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报效, 大工于是乎兴。”侯振举成为清朝早期负责营建皇家工程的重要人物, 跟随摄政王多尔衮问鼎燕京, 封溢功臣, 荫袭进爵, 钦授世袭琉璃窑拖沙喇哈番, 诰封昭武大夫云骑将军;其子侯英钦授总管工部十二厂千丁事务世袭拖沙喇哈番, 诰封昭武大夫。据《侯家宗谱》记载, 侯家家族世袭皇瓦窑五品管理官共达十二世十七任, 直至清末, 时间之久实属罕见。 作为一位匠师出身又被皇帝重用的显赫人物, 其艺术风格一定会在当时的宫廷建筑和器物上留下自己的特色。笔者发现, 沈阳宫殿和关外三陵的琉璃龙纹与明朝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龙纹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在入关前夕兴建的皇太极昭陵照壁上的琉璃龙纹 (图5) 尤其与太和殿宝座上的龙纹 (图6) 酷似。当时远在关外的民间匠师侯振举对于明朝宫廷器物龙纹的规范不会很了解, 但对于故乡山西建筑上的琉璃龙纹却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使得清初关外政权的宫廷龙纹掺入了浓郁的明朝山西地方特色。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龙纹严格地说属于蟒纹, 没有明朝宫廷御用龙纹那么严格的禁忌和规范。例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因为象征天子, 即使是侧脸, 也必须完整地排列两只眼睛, 极少有“错版”的例外, 古玩界有“眼镜龙”之诮 (图7) ;而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侧脸蟒龙纹则重在画意, 往往只表现一只眼睛 (图8) 。又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脚爪有五个指头, 指甲又长, 自然就形成了风车状, 又名轮爪;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龙纹脚爪只有四个指头, 拇指与其他三个指头的距离较大, 形状像鹰爪。再如:明朝宫廷器物上的龙纹鼻头很大, 呈如意状, 与上唇平齐;明朝山西地方建筑上的蟒龙纹鼻头一般, 上唇却前突, 因此下颌显得较短 (图9) 。 太和殿宝座上的侧脸龙纹与皇太极昭陵的琉璃龙纹有多处地方风格酷似:其一, 龙爪的指头虽然是五个, 但指甲较短, 拇指与其他四个指头的距离也比较大, 仍然似鹰爪而无风车感;其二, 龙头硕大而龙身偏细;其三, 眉弓较高, 仅表现单只眼睛;其四, 上颌长而翘, 鼻头一般, 下颌较短;其五, 尾端尖窄。这些特征与明朝后期宫廷器物上的龙纹 (图10A、B) 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 无论是造型还是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