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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制的自由与自由共和主义宪制的西塞罗表述 “西塞罗不仅比较了瓦罗、塞内卡和圣奥古斯丁，而且是罗马最富有的哲学家之一。他也是撒马利亚、庞培和奥古斯塔的成员。他是罗马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一、 古典哲学的核心要素:理性 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视国家为“必要的恶”,因此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以限制国家权力为首务。这种国家观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在古典政治思想中,国家是基本的善,是使人类这种“政治动物”得以培育美德、发展文明的基础条件。因此,古典共和主义宪制以确保国家不被派系利益所把持并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福祉为关注点。自1911年走向共和以来,中国曾经试过各种宪法模式,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却始终与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精英的强国野心格格不入。在遍尝了各种激进主义酿成的苦果之后,寻求政治的“新常态”已成为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共同追求。此时,我们有必要放慢追逐“世界潮流”的脚步,收拾心浮气躁的心灵,品味一下古典宪制的陈年佳酿,或许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未来找到另一种可能性。 与这两种国家观相伴随的是两种关于“理性”的观念。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理性本身是合乎自然的、神性的,因此也是向善的。尽管理性可能会受挫于激情、机遇和情势,但它独立于这些偶然因素的品格却是清晰可辨的。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则认为,理性是形式的和工具性的,既可以服务于善,也可以服务于恶。对理性之恶的防范是运用理性来进行“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由于其独特的理性观,古典共和主义者强调人在宪制中的重要性,选择正确的人去管理国家是最重要的事情。同时,它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人人在接受恰当的理性教育之后都可以为圣贤,但在此之前,需要由圣贤来治理国家。现代政治思想则认为,人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可以化约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由此引出了列奥·施特劳斯的评论:现代民主是以上就下的向下运动,政治成了测度、掌控和操弄民意的艺术。而古代共和是以上带下的向上运动,强调圣贤对民众的引导作用。 本文从共和主义鼻祖西塞罗的著述入手,解析古典共和思想中包含的核心要素。不论是以公元前44年凯撒被任命为永久独裁者为标志,还是以公元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Augustus)荣誉称号为象征,罗马共和国在存续了近五百年之后最终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走向帝制。在周边国家大多奉行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共和国为何能够存续近5个世纪,并且逐渐征服四邻,确立在地中海区域的霸权,这是一个不断激发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学术兴趣和灵感的问题。早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就提出了一个类似当代“法律与发展”或“制度经济学”学者常提的那种问题:“世上有谁会如此心胸狭隘或者缺乏智识好奇心,以至于不想知道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的原因:一个国家,也就是罗马共和国,是如何以及借助何种政治制度在短短53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差不多整个已知世界?” 二、 共和制的基本原则 西塞罗不仅是罗马共和国宪制的最卓越阐释者,而且是整个西方共和主义传统的鼻祖。实际上,如今印欧语系中的“共和国”一词,比如法语中的République,德语中的Republik,英语中的Republic,都来自于西塞罗对希腊语中politeia (πоλιτεlα)一词的拉丁文翻译res publica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哲学阐释。Res publica一词并非西塞罗的创造。在他写作《论共和国》一书之前,这个词的用法极其复杂多样。它的直接含义是“公共之物”,但也可以指“公共活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社会”(作为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公共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和“共同体”(由公民civitas或人民populus组成)。 从这一定义出发,西塞罗本人以及后世的学者们归纳和引申出了共和国的若干基本要素: 首先,共和国是人民共有之物,而不是一人或若干人的私产。这意味着它是一种“被统治者也有份参与的政府形式”,有别于君主制或僭主制,但包含贵族共和(贵族制)与平民共和(民主制)两种形态。共和制的基本要求是全体公民在国家事务中有休戚与共的利益关联。因此,公务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公众的参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并非任何一群人以任何方式的结合都可以称为人民,人民是依以下两项原则形成的一种共同体:(1)对何为正义形成共识;(2)分享利益。” 第三,这个共同体不仅是当代人选择和行动的结果,而且是以往和将来的成员不断努力的成果。正如西塞罗所言:“我们的国家的存在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 第四,由于共和国是人民共有之物,其存在是为了公共利益,所以,它最大的敌人是把个人野心和私利看得比公共利益更重的政客,如凯撒和安东尼。他写道:“因此谁会说这是一个人民之国,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