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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有为政治的原因 汉武帝统治期间，“无为”政策发生了变化，“为外治洋，兴国”政策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封建国家的新时期。在汉武帝的有为政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也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中的这一现象称为外戚政治。如果象霍、王、窦、梁等家族那样以后父或帝舅等名义总钧轴之政、据兵戎之重,父兄亲族并居权要,专擅国政,皇帝大权旁落,成为傀儡;更其甚者,连皇帝也恣意废立,这就是外戚政治的极端表现,历史上称之为外戚专权或外戚之祸。汉代是外戚政治极其突出的时期。如果说汉初吕氏外戚的崛起只是揭开了汉代外戚政治的序幕,而吕氏之乱还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 (一) 汉武帝对外戚卫青、霍去病的态度 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已有了雄厚的物质力量。但是在社会繁盛的外表下面也隐伏着各种矛盾和危机。“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窦婴是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从兄子。田蚡是武帝的舅父。建元元年,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与田蚡“俱好儒术”,与汉武帝有着共同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们一执政,便大张旗鼓地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首先,他们推荐儒家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御史大夫“位上卿,银印青绶,掌付丞相” 这一次以窦、田为首的改革是以推尊儒术、贬斥道家为理论先导的。这时候的黄老之学已由汉初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蜕变为军功列侯、宗室贵族、诸侯王以及地方豪强势力维持发展其特权利益的理论。由于窦太后“好黄老言”,成了黄老学派在政治上的总代表和守旧派的总后台,因此,窦婴、田蚡等人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加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当时,汉武帝虽然“己自躬省万机”,但窦太后仍然干预政事,凡朝中大事,武帝还须向她禀报。为了推倒保守势力在宫中的靠山,御史大夫赵绾于建元二年十月向汉武帝建议“毋奏事东宫”,把大权完全从守旧派手中夺过来。窦太后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她突然发动宫廷政变,“罢逐赵绾、王臧,而免丞相婴、太尉蚡,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疆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 田蚡“以肺腑为相”,深受汉武帝的信任。田蚡认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非痛折以礼屈之,天下不肃”。因此他常以丞相身分摧抑折辱贵族大臣。他的这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大臣权重、天子拱手的局面,加强了权力的集中。正因为如此,“当是时,丞相入奏事,所言皆听”。 田蚡去世后,汉武帝又提拔新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封他们为将军,让他们执掌军政,统领三军,以实现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卫青、霍去病是西汉对匈战争中两位著名的统帅。大将军卫青“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骠骑将军更是一位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青年将领。他们其所以能在对匈战争中立下丰功,一方面是因为汉武帝的军功爵制激励全军将士英勇奋战;另一方面则是卫青、霍去病本人的军事才干和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汉武帝对外戚卫、霍的信任和重用。汉武帝把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集中起来,交给他们指挥。如在元狩四年的大战役中,汉武帝在军事力量的配置上就明显地反映出优待霍去病的情况。他把“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因而在霍去病的麾下,兵精将广,装备精良,粮草充足。这就为霍去病大败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当卫青、霍去病战功最为显赫时,也是外戚卫氏权盛之时,同时也是汉武帝文治武功达于极盛之时。 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汉武帝在“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有为政治中,充分地利用了外戚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们作为加强皇权的有力工具。而外戚也以此为契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专制皇权统治中的一支重要的制衡力量,与士大夫官僚集团、宗室集团鼎足而立。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出现的新现象。外戚政治的崛起和发展对两汉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西汉丞相,分守相 汉武帝利用外戚来加强皇权,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宰相制度的改革上。汉武帝对宰相制度的改革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变丞相制为三公制,以分割相权;二是设立内朝,逐渐把外朝权力向内朝转移,而这两方面改革的最后结果都集中到由外戚内斡机密,外控军政,成为汉代政治制度的枢纽。 汉武帝以前,实行丞相制,只有丞相才是宰相,而专任丞相者为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势高位尊,权力很大。元朔五年,汉武帝任命《公羊春秋》学者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