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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权威儒术新解 近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充满了批判，缺乏积极的积极评价。其中对汉初大儒董仲舒的认识, 更是离不开“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八字定评。近年, 随着研究学术的空气逐渐正常、浓厚起来, 有学者对这个定评开始了反思。相信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对澄清史实, 重新认识儒家都有重要意义。 一 “所有罢工和雇员”的考证 1、 汉初的罢有序与申韩学 “罢黜百家”, 望文生义, 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前存在着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这种认识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实际上,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的事情, 早在秦始皇三十四年, 丞相李斯为了废除私学, “别黑白于一尊”, 提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所不去者,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这个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 上面我们提到, 汉朝继承的是秦朝制度。钱穆先生认为:“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 继主申韩法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百家在当时的主要表现是黄老和申韩之术。那么, “罢黜百家”是否就是针对二者呢?从武帝一生重用酷吏的表现来看, 显然申韩之术作为罢黜目标是可以排除的。目标只剩下了黄老之学, 而从武帝时期下面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 武帝的态度显然不是针对黄老“尊主卑臣”的学术立场, 他要罢黜的另有所指。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关于申韩学和黄老学之间的关系, 钱先生认为, 汉初政治上首先崇尚的是黄老学, 特点是“无为”, 其实质是“因循”;后来采取的才是法家的申韩之术。这里强调的是二者的区别, 实际上, 它们绝对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可以说, 汉初的黄老之术在法律制度层面所因循的就是秦朝的申韩之术。二者的契合绝非偶然, 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方面的关联, 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它们就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事实上, 申韩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深谙黄老之学的。不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韩非子更有《解老》、《喻老》传世。对此, 司马迁深刻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黄老”, “申子卑卑, 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 切事情, 明是非, 其极惨?少恩, 皆原于道德之意”。 一个现实的例子, 也许更能说明黄老之学和申韩之术的关系。信奉黄老之术的黄生和尊崇儒术的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发生过一次激烈的辩论。 2、 汉武帝、老祖术与汉武帝新政 武帝初期, 黄老之学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 景帝的母亲, 武帝的祖母。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 在她的影响下, “ (景) 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 尊其术”。 尽管在这场政治权力的角逐中, 窦太后获胜了, 但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的去世, 武帝的权威得到了确定, 推行新政已经无人能够阻挡。武帝在窦太后去世的当年六月即以“丧事不办”为名, 罢免了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 任命田为丞相; 3、 “劳动之殊也” 谈到“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不能不提到董仲舒。董仲舒少治《春秋》公羊学, 兼通群经。景帝时为博士, 于武帝招贤良文学之士时, 对策称旨, 脱颖而出。但董仲舒对“罢黜百家”的看法显然与当权者是有相当距离的。我们上面提到, 当时的百家主要指黄老之学和申韩之术。在董仲舒元光元年的贤良对策中, 武帝提到了崇尚“因循”的黄老之学。武帝在册问中问道:“盖闻虞舜之时, 游于岩郎之上, 垂拱无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 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 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意思是, 舜帝治理天下的方法是清静无为, 周文王的方法是勤恳努力, 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既然是以一贯之的, 为什么他们的劳逸如此的不同呢?董仲舒回答的是:“帝王之条贯同, 然而劳逸异者, 所遇之时异也”。意思是他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他们面临的现实不同, “继治世者其道同, 继乱世者其道变” 尽管武帝在第一次策问说过“伊欲风流而令行, 刑轻而奸改”, 有些针对申韩之术的味道, 但在董仲舒大声疾呼:“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故任德教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 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 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 毋乃任刑之意与”;“虐政用于下, 而欲德教之被四海, 故难成也。”以后, 武帝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及仲舒对策,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 即是董仲舒这个表现的概括。 应该指出的是, 董仲舒没有一概抹杀申韩法家的合理性, 他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 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不得阴之功, 亦不能独成岁”。他要批评的是法家泛滥, 不重德教的现实。实则, 在对待申韩法家的态度上, 汉武帝和董仲舒相距不啻天渊。终武帝之世, 不但没有终止申韩法家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