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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代殷富的原因 隋朝的尹福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但他的财富是什么原因？马端林认为，“如果对历史传说进行研究，它就不会为富民创造艺术。”。因而百思不解其迷,“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靡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文献通考》卷23,国用考1)五十年代虽对此问题有所讨论,但没有深入下去即中断了。所以,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详加探讨。 一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上一代经济的好坏对其下一代的经济繁荣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探讨隋代殷富的原因时,决不可忽视南北朝以来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隋之殷富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北方虽自东汉末屡遭兵燹,但逮于北魏统一,社会即逐渐安定,人民重返故土,垦田辟荒,勤于耕稼。历代政府对发展农业经济也颇重视,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度,使农民同土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民无游手,地无遗利。北魏实行“人牛力相贸”,以“垦殖锄耨”,“劝课田农”。北齐规定:“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十五已上,皆布田亩。桑蚕三月,妇女十五已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而且在“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因此,从六世纪初,黄河流城的农业经济有了显著的长进,人口也开始增长。北魏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达到了五百余万户(见《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北朝人口比西晋成倍地增长,可知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之速。又如农田水利的发展,北魏时水渠“广十五步,深五尺,岸高一丈,北行一百二十里,“溉官私田万余顷,旬日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公私获其利”(《通典》卷2.食货典2)。范阳沈渠五十里,渔阳诸堰三十里,“溉田万余顷,为利十倍。”(《文献通考》卷6,田赋6)北周也“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水利事业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一面镜子,北朝农田水利工程规模之大,效率之高,获利之深,并不亚于汉、隋。再如耕地面积的扩大。均田制的实行,使战乱中荒芜的土地大量得到开发。北魏前期,雁云地区的农业已趋发展,迁洛后中原农业又重新恢复,随之荒地僻岭也渐成良田沃野。此外又大兴屯田和营田。如北齐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长城左右营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由此可知,土地开发的面积定不会狭窄。另外,生产加工设施也相继建立。如洛阳城西千金堰共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洛阳伽兰记》卷4)。还有畜牧业和各类经济作物的广泛兴起,畜牧业品种、饲养、繁殖和兽医经验颇为丰富,经济作物有蔬菜、瓜、果,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规模之大竟有一顷者,并雇用百余人帮工。这些就足以证明北朝的农业经济已达到了所谓的汉魏旧观。但是,此时农耕技术的提高,更能说明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如精耕细作,耙磨保墒已普遍推行,并能按照季节与湿度的不同分别深耕和浅耕。绿肥法,踏粪法已到处运用,轮作与套作法已逐渐代替了以前落后的休耕法。在种籽的处理上已采用催芽法、育苗法,以缩短作物的生长期来提高复种次数。农作物的管理根据不同季节和自然条件,各有一套适当的办法。种桑养蚕,是古代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朝时的种桑、养蚕和丝织业也颇发达。“河北妇人,织纴、组 正因如此,社会经济出现了魏晋以来黄河流域少有的丰裕景况。如北魏永兴中,“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通典》卷1,食货.1)。文帝大统时,“自是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同上书).东西魏时,“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隋书 二 “重租政策”的出台 隋代积蓄的殷富,与其租税的增加有直接关系,而租税的增多又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如开皇初,隋政府主要忙于平定叛乱,抵御突厥,没有集中力量括捡户口,国家编户还维持在原来北周北齐的在册户数上,因而至开皇三年还“京师仓廪尚虚”。但到开皇中,由于大举括户,国家编户剧增,从此国家积蓄才充盈起来。 据史家考证和史籍证明,隋代户口是直线上升的。隋受周禅,得北齐三百三万户。北周原有在册户数据汪 隋代户口发展得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有三:(一)隋代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没有因战争而大量消耗人口,这为隋代户口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括户效率显著。隋代括户每一次效率都是很高的。如开皇五年的大索貌阅,全国“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五百口”。以每户五口计,合三十二万八千一百户。输籍之法推行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大业五年括检,“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合一百二十八万零三百户。即使开皇元年的小型括户,效率也不为低。如乞伏慧仅在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