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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书食货志》看西汉社会经济 现代史学研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同时促进了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凡考察一个时代的经济则必论述农、工、商三业。论农业,必讲生产工具、水利事业、生产技术、农作物品种产量、垦田数以及户口数;论手工业,必讲丝织业、冶炼业、制瓷业、造船业以及煮盐制漆;论商业,必讲城市、货币、商人以及交通等等。 这种模式,我们称之为“截面系统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考察西汉社会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牛耕马耕的推广,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漕渠、六辅渠、白公渠的开凿,看到赵过的代田法、耧车的发明以及区田法的实施,看到精美绝伦的素纱禅衣以及遍及郡国的大大小小的官私营煮盐、冶铁工场,看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长安、洛阳、临淄、宛、成都等通都大邑繁华发达,看到丝绸之路向西绵绵延伸,到满载物资的商船正在扬帆启航,驰向毗邻扶桑、高丽以及东南亚诸国,这种考察方法比较系统具体,但是它只呈现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横截面,而对于经济发展的纵向形势,个性特征,却无法涵盖和涉及。因此,单就截面系统来考察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显然是有缺限的我们应当在横截面的基础上,再重新选择一个视角,从纵的角度,考察和把握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主要脉胳和基本轨迹,从而得以发现并研究一些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新问题。 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都有一个恢复发展高涨和衰弱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经济抛物线”。西汉是我国秦统一之后封建社会经济第一个高涨时期。《《汉书·食货志》为我们勾勒了西汉经济抛物线的基本轮廓(图略): 起点:高祖时期。“汉兴,接秦之谢敝,诸侯并起,而民失作业,米石凡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齐民无盖臧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上升:惠帝高后时期。“衣食滋殖”。 文景时期。“文景之治”。 顶峰:武帝盛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家给人足,都鄙仓廪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跌落:武帝后期。“功费愈甚,天下虚耗,民复相食,” 回升:昭宣时期。复修文帝节俭之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即位,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历史上谷价最低数),号称“昭宣中兴”。 跌落:元成哀平时期。陵次衰微,饥荒连年,人多相食。继有王莽改制起。 这个“经济抛物线”清楚地为我们显示了一个重要问题:两汉初期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汉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论是高祖,还是惠帝、高后、文帝、景帝,都认真执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同东汉、隋、唐以及宋等朝相比,西汉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显然是缓慢的,原因何在? 首先,我们认为是汉初经济基础薄弱。众所周知,由于秦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消耗,特别是楚汉战争的连年破坏,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蔽,诚如《汉书·食货志》所云:“汉兴,接秦之蔽,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齐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业已瘫痪崩溃的社会径济,其恢复发展客观上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其次,政治注意力的过分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西汉初期,汉中央面临两个比较突出的政治问题:一是“王国”问题,二是“边患”问题。关于“王国”问题,西汉初建,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中央同地方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离心力量。但是,由于高祖的多疑和猜忌,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把对诸侯王的斗争扩大化。扩大化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裂痕,演变成异姓诸侯王的纷纷反叛。异姓诸侯王被翦灭之后,高祖为了培植刘汉王室的拱卫力量,又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种错误决策,结果失得其反。高祖亲手播下的离心种子,到文景时期结出了反叛的果实,这样在“王国”问题上,汉初统治者无谓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边患”问题是汉初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其时,匈奴势值强盛,冒顿单于凭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大军事实力,常常发兵南下,侵扰汉边、掠夺财产和人口,构成了对刚建立的西汉政权的严重威胁。汉高祖刘邦曾试图用武力解决北部边患问题。2 0 0B.C.高祖亲率二十万大军,反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整整七天,最后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才得以解围。刘邦、娄敬等人清醒地分析了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和战的利害关系,明智而果断地制定了和亲政策,这是审时度势的。但是缔结和亲,西汉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结为兄弟、下嫁公主,开发“关市”,同时,每年还要给匈奴遗赠大量的絮、缯酒、米及金帛物资。不唯如此,和亲之后,匈奴并没有完全停止对汉边的掠夺。他们“大抵数岁即背约”,这样,北边持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