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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乐纂》辨伪刍议 本文在分析《古今音乐》编纂的基础上，总结了音乐文学的辨伪造原则和方法。本文认为:音乐文献辨伪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它要求懂得著录和征引, 以确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书的传承;要求广罗证据, 以探明各项记录的历史真实性;要求多闻阙疑, 不以空话、假话掩盖真实;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做理论证, 谨慎避免混淆概念、虚假推定、以偏概全、望文生义等逻辑错误。技术不可或缺, 态度更为重要。 一、 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学术素有讨论辩难的传统。春秋战国有“处士横议”, 汉代有儒生会讲和诸儒论辩, 佛教传入以后有讲经仪式上的种种论议, 到唐代有“三教论衡” 原夫论义之设, 其本四焉:或击扬以明其道, 幽旨由斯得开;或影响以扇其风, 慧业由斯弘树;或抱疑以谘明决, 斯要正是当机;或矜伐以冒时贤, 安词以拔愚箭。 这就是说, 通过不同论点的相互冲击, 可以使道理明晰;通过面向群众的探讨, 可以扩大影响;通过临机设辩, 可以澄清疑难;通过雅俗人士的交锋, 可以解决现实的认识问题。不过上述功能的实现, 有赖于人们在学术活动中所建立的自律传统, 这传统就是:以明大道、阐幽旨、树慧业、决疑惑为目的, 服膺真理, 尊重事实, 以人弘道, 非以道弘人。 中国学术也有其基础学科, 这就是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为主体的古典文献学。其中辨伪一科, 属拨乱反正的学问, 历来和讨论辩难相关连。通过讨论, 古今学者就伪书产生的原因、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提出了许多见解。例如西汉刘安等人认为托古之书产生于“尊古而贱今”;北齐颜之推主张就一书所记地名、人名及事实的年代特点辨其真伪;唐代刘知几的辨伪注意著录和传授 (3) 。到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讠化》, 中国的辨伪学得到了系统的理论总结。此书归纳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和伪书种类二十一例, 又标举辨伪八法云: 核之《七略》以观其源,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 核之文以观其体, 核之事以观其时, 核之撰者以观其托, 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此辨伪八法, 正是三百年后梁启超所倡“辨伪十二公例”的模本 (5) 。 中国音乐史学以古代典籍中的音乐记录为主要研究对象, 自然要采用辨伪之法。郑祖襄教授所撰《一段伪造的音乐史料——〈古今乐纂〉“隋代汉乐坐部”记载辨伪》 (以下略称《辨伪》) 一文 一、读懂文献, 正确标点; 二、对相关史料作客观比较, 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 三、“多闻阙疑”, 用充分考据的方式和保留沉默权的方式处理疑点; 四、以“同情的理解”批判对象, 尊重其时代属性和表述习惯; 五、注意个别现象与制度化现象的区别, 以及事物名称在广义与狭义上的区别, 避免比附; 六、作判断时寻找系统的证据, 不立孤证, 更不立臆说; 七、正视不利于己说的证据, 不故意回避; 八、考查著录之时要做到资料完备, 并和推究征引相结合; 九、正确理解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情况, 分清名实; 十、提升修养, 达到“知”的境界。 此文发表以后, 郑教授又撰成《二辨〈古今乐纂〉“隋代汉乐坐部”记载之伪——与王小盾教授商榷》 (以下略称《二辨》) 一文 (8) , 予以全面反驳。它使我认识到:中国音乐学不仅需要辨伪学的理论与实践, 而且需要进行学术讨论的规范;不仅需要辨明知识上的是非, 而且需要辨明道理上的是非。为此, 今拟结合以上实例, 对音乐文献辨伪的原则和方法作进一步论述。不当之处, 敬请各位读者指正。 二、 《今乐编纂》一书,《古乐录》本,唐 在中国学术史上, 辨伪学被视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文献学的原则和方法, 故被用为辨伪的基本手段。胡应麟辨伪八法, 前两法为“核之《七略》以观其源, 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前人为什么如此重视著录呢?这是因为, 著录相当于一书之传承的案底。凡有案底, 便是“有来历”;相反, 便是“不明来历”。从这一角度看, 征引和著录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因为它也是关于一书之传承的记录。 唐代《古今乐纂》一书, 其案底是明明白白的。首先, 它著录在公元9世纪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中, 位置排在南朝陈《古今乐录》和唐前期乐书《雅乐录》、《乐书要录》之间。其次, 《太平御览》八次征引此书, 《玉海》两次征引此书, 或称此书为“《乐纂》”, 或称此书为“《古今乐纂》”, 但所记均为唐玄宗以前之事。其三, 此书在《太平御览》所引诸书中的位置, 稍后于《世说新语》、《晋纪》等书, 而在《国史补》之前。其四, 《古今乐纂》所记“隋文帝分九部伎乐”云云, 乃被《玉海》所载徐景安《乐书》征引;而徐景安是盛唐、中唐之交的人物 而郑教授却在《辨伪》一文中, 把《古今乐纂》判为未被唐宋目录书所著录之书;并忽略诸类书对《古今乐纂》的征引, 把此书归入“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