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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央与地关系的探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广泛的领域。如何处理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力，而且有利于地方发展，是历代统治者和政治思想家必须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秦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统一的封建帝国,这时期的统治者和政治思想家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过反复的探索,在政策上有过不断的调整,并奠定了以后历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据《史记》记载,当时其统治范围为:“东至海暨朝鲜,西起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有效地管辖这辽阔的国土,是秦王朝君臣面临的极需解决的问题。丞相王绾等提出在部分地区袭用周初立“诸子”为王的分封制。其理由是:“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秦始皇帝将这建议交群臣讨论,群臣表示赞同。唯独廷尉李斯反对。始皇最后裁定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秦以前的夏、商、周虽亦名为一统的朝代,而实际上却是王室与诸侯国的松散联合,其政治基础极不稳定。在王室力量较为强大时,尚能控制四方诸侯,维持君臣礼仪。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诸侯力政,周天子徒有天下共主的空名,形成大国争霸称难的局面。从此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这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亦严重地阻碍着新兴的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定于一” 可是,对这新制度当时有许多人还抱着怀疑和忧虑的态度。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举行的咸阳宫酒宴上,大臣们再次就分封建与郡县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仆射周青臣歌颂郡县制,粉饰太平。博士齐人淳于越驳斥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坚持郡县制从历史长远来讲是对的,但淳于越的意见在当时亦不是无稽之谈。 首先,淳于越并没有反对郡县制,只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新征服区,特别是远离关中的地区,建议部分仿效殷周初年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的制度。这实际上是重申统一初年丞相王绾的意见,而且这亦是统一以前许多思想家早就提出来的观点。如墨子说:“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土异国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欲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其次,周青臣的颂辞确是粉饰太平的面谀之词,淳于越的批评却是敢于揭露隐患,一心为帝国安危考虑的忠良之言。秦统一之后,曾呈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内部却埋藏有巨大的隐患,潜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表现在:(一)各地存在着随时准备颠覆秦政权的六国复辟势力。公元前221年,即墨大夫为劝阻齐王建向秦投降,曾对他指出当时各地存在的反秦力量 遗憾的是忠言逆耳,淳于越的正确意见未为始皇采纳,秦王朝的命运亦为淳于越不幸而言中。诚然秦朝之所以国运短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亦应有秦统治者没有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关系的因素在内。秦是以征服者君临天下的,统一后偏重了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忽视了地方政权的建设,不仅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人力、物力亦被大量强征集中于中央,致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 总之,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奠定了尔后封建社会中的基本行政体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贡献是伟大的,但秦的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没有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这亦是导至它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西汉初年,统治者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主要从两个方面调整了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一是革除秦的暴政,“扫除烦苛,与民休息” 西汉起初分封的是异姓王,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早在楚汉战争中,随着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韩信、彭越、黥布的军事实体已形成,为取得他们的支持,不得不先后封他们为王。至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即帝位之后,共有七个诸侯王国:韩王信、赵王张耳、淮南王黥布、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燕王臧荼(不久更封卢绾)、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王的封地“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 汉高祖在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分封宗室子弟为同姓王代王其地,这是西汉统治者有意识地部分恢复了分封制。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告楚王韩信谋反,汉高祖用陈平的计谋囚禁了韩信。田肯在表示庆贺的同时建议说:“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如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汉高祖所封的这十个诸侯王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 这些诸侯王不仅封疆广大,而且还被赋予极大的权力:“皆令自置吏,得赋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