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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的侵权责任法保护 20世纪70年代，该变换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014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面积高达1.815亿公顷,我国的种植面积为390万公顷。 一、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制度 人工杂交和自然繁殖等传统生物技术,是人类长期生活实践的产物,反映了农业技术和社会关系稳定的共同进化过程(co-evolution)。 人类对技术的认知是有限的,尤其是新技术。转基因技术的这些特征可能产生健康、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为此,各国纷纷对转基因生物的封闭使用、有意释放等予以一定程度的规制。欧盟等国家坚持风险预防原则,强调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不控制风险的理由,坚持以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基础的全面规制,转基因生物在投入市场前必须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和授权许可。 在我国,依据200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部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实行分级管理评价制度。安全等级评价按照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微生物三个类别,以科学为依据,以个案审查为原则,实行分级分阶段管理。分级是指按照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将农业转基因生物分为尚不存在危险、具有低度危险、具有中度危险、具有高度危险四个等级。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一般要经过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生物安全证书几个阶段。生产、经营、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还需要获得生产、经营或进口许可。在每个阶段,申请人都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交试验情况、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等信息,由主管部门组织科学家进行评价。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行政机构许可科学实验证明风险较低的转基因生物进入市场。虽然许可无法排除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但显然反映被许可上市之转基因作物的危险性较低。 根据事物或者活动的危险性质或倾向予以区分,并配置不同的义务标准或者归责基础,是很多法律制度的做法。例如,对动物依野生还是驯养进行区分,英国普通法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或者其饲养人知道其存在“恶毒、残忍或危险”倾向的动物且其行为是基于这样的明知而造成的损害,施以严格赔偿责任。 根据转基因作物的危险属性及其造成的基因污染所发生的阶段,可以区分处于实验阶段的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基因污染(以下简称“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和已经许可上市的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基因污染(以下简称“许可上市后的基因污染”)。前者包括处于实验室研究或田间试验阶段的转基因作物造成的基因污染,后者常见形态为转基因种子被许可上市后在种植过程中发生的基因污染。 二、 非认识、非基因污染和人类健康损害 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信息共享和讨论机制的缺乏、公众的强烈关注等因素,使得转基因技术存在诸多争议。 基因漂移发生的途径包括:不同场地的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交叉授粉、转基因种子和非转基因种子混合、种植季节结束后遗留的种子生长(自生植物)等。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转基因作物采取不同的规制政策。规制差异造成不同步审批(Asynchronous Approval)和标识管理,影响产品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甚至形成贸易壁垒。 基因污染通常导致农作物性状改变以及经济损失,并不表明基因污染不会间接造成人身或环境损害。美国2000年发生的“星联玉米案”中,由于某些人对被修饰的基因存在过敏反应,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星联玉米不能用于人类消费。可是,星联玉米却出现在人用食品供应链中,部分消费者食用星联玉米做成的食品后出现过敏反应。 三、 危险责任与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 (一) 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特殊侵权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通常也发生在相邻土地之间。不过,相比许可上市后的转基因作物,实验阶段的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更不确定,更具危险性。针对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德国和匈牙利建立了无过错责任制度。根据德国基因工程法第32条,如果通过基因工程产生的生物的特征造成人员死亡或损害其健康或者造成财产损害,经营者须承担责任。第三方过错或不可抗力不能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基因工程法仅仅规定受害者的过失促成损害时,可以减轻或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匈牙利基因技术法第27条规定,匈牙利民法典中关于危险活动所致损害的责任条款适用于转基因技术活动造成的损害责任,包括自然生物的基因修饰、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封闭使用、故意向环境释放转基因生物或其产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商业化、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进出口和运输。没有完全隔离转基因生物和非转基因生物的损害也适用高度危险活动的责任制度。 从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的危险性和侵权责任法的损害填补功能而言,实验阶段的基因污染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7条规定本身只是为了表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我国是与过错责任原则并列的归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