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中的四刺.docx

《刺客列传》中的四刺 0 司马迁的“刺客”形象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对《史记》的历史学习的始祖。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由此可见其对我国历史、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在《史记》中,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衡量标准, 撰写了西汉及之前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他把刺客单独作传, 写成《刺客列传》, 充分说明刺客这一群体在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司马迁笔下的五位刺客, 虽有着共同的身份, 但又各有千秋。通过阅读,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五个人分属五个时代, 共同的心理和职业精神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分析其形象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刺客这一群体, 更真实地把握当时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 知遇之恩,以“麻黄”行刺 在《史记》中, 刺客这一群体形象主要集中出现在《刺客列传》这篇文章中, 司马迁在这一列传中共写了春秋战国不同时期的五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他们往往好竞争、多豪气、较偏执、渴望个性的彰显和社会对他们价值认同。” 第二位是专诸, 他主要是通过伍子胥的引荐, 为吴公子光刺杀“仇人”吴王僚的事迹。由于受到吴公子光的“善客待之”的礼遇, 在“光之身, 子之身也”信誓旦旦的诺言中, 专诸也为其付出了巨大牺牲。专诸刺杀王僚, 有着充分的准备, 它把匕首藏于烤鱼的肚子里, 在进献时趁机杀死了王僚, 同时, 专诸自己也被王僚的侍卫杀害。这样, 专诸接受公子光的嘱托, 为了特定的目的, 经过一定的准备, 实施了刺杀他人的行为,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刺客。 接着是豫让。豫让是当时典型的“士”阶层。他先后为范氏、中行氏、智氏服务, 其中智伯对其最为重视, 因此, 在智伯被赵襄子杀害后, 豫让就为智伯报仇而去行刺赵襄子。尽管豫让为行刺赵襄子做了充分的准备, 主动“变名姓, 为刑人, 入宫涂厕”以及后来更为严重的“漆身为厉, 吞炭为哑”, 但两次都被赵襄子识破, 赵襄子也欣赏豫让的人格, 最后竟然答应豫让刺杀自己衣服的请求。在“拔剑三跃而击之”之后, 豫让自杀。这里, 豫让为感恩而主动报仇, 去行刺“仇人”, 当行刺失败后, 便请求“仇人”让其击衣“以致报仇之意”。这样, 豫让既完成了刺客的行为, 较之以前, 在刺客的职业精神上也更深一层。 接下来的聂政用极端的方式演绎了一个刺客的真正内涵。聂政本身是为避仇家而携老母、姐姐来到齐国的。严仲子为报仇, 最后找到了聂政, 为其送上了黄金百镒。但聂政有老母要养, 面对巨金果断进行了拒绝。当老母去世后, 聂政主动找到了严仲子要为其报仇。聂政直接到了韩相侠累府上将其刺杀, 然后“自皮面而决眼, 自屠出肠”而自杀。聂政为报知遇之恩进行行刺成功后主动自杀, 这已属刺客中的少有行为。但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 为自己的姐姐少一些拖累, 聂政自毁容貌, 加之之前老母在世时对刺杀行为的推脱。可以说, 聂政这一刺客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刺客的品质, 不但完成了刺杀, 还考虑刺前, 更为刺杀成功后做足了准备, 既有仁义, 更尽孝义。虽然聂政考虑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之事, 但在刺客这一群体中能有这样的职业精神着实难能可贵。 荆轲的故事广为人知。与之前的几个刺客有所不同, 荆轲“为人沉深好书”, 喜欢结交贤德豪杰人才, 饮酒后可以旁若无人地哭泣, 真乃大智若愚之人。燕国的处士田光先生也“知其非庸人也。”当燕太子丹决定让荆轲去刺杀秦王时, 荆轲并不着急去行刺, 而是先做功课:先是“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 然后又等待一个可以陪同的人, 当太子丹把秦舞阳推荐给他时, 荆轲认为他是没出息的, 事实也证明荆轲的判断。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荆轲懂得知遇之恩, 但他并不是以命相博的刺客, 而更讲究刺杀的策略及成功性。荆轲不但有着刺客临危不惧的胆识、视死如归的气魄, 他更注重刺杀的周密性, 更考虑国家的大局, 他是一个用“脑子”行刺的刺客。从刺客这一职业群体来看, 荆轲达到了刺客的最高境界。荆轲也成为司马迁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位刺客。 这五位刺客, 由曹沫的英勇劫持行为开始, 到专诸的刺杀成功并被杀, 到豫让两次刺杀不成, 而刺仇人衣后自刎, 到聂政的刺杀后自毁面目怕人辨认, 为姐姐着想, 以及到荆轲刺杀的精心谋划,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刺客这一群体的发展过程, 社会经济发展促使刺客身份更加职业化, 职业化也是刺客群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2 两个人,两种人是很难人 司马迁在对五个刺客的描述中, 并没有平均用笔, 而是把大量篇幅给了荆轲。比较荆轲与其他四位刺客的行为特征, 除了太史公所推崇的荆轲的大义精神外, 我们也能发现五位刺客无论“其义或成或不成”, 之前的四位刺客在行刺或举义中基本都是刺客的个体行为, 也就是刺客基本都是以一己之力去完成一件伟大的壮举。曹沫在劫持齐桓公时, 是齐桓公与鲁庄公正在会盟之际。两个国君在会盟, 一般的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