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仙洞的发现与拓魏前》辨误.docx

《嘎仙洞的发现与拓魏前》辨误 总的来说，对鲜卑起源和运动的崇拜是对鲜卑史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但相关史料极其不足。《魏书·序纪》所载不过数百字, 如果删去过于荒诞的神话, 真正可以作为历史对待的, 实在是寥寥无几。 胡三省注《通鉴》, 于魏景元二年出注云:《后汉书·鲜卑传》所记檀石槐西部大人之一的“推演, 盖即推寅也”。胡注在《序纪》与《后汉书·鲜卑传》之间构建起一座桥梁, 扩大了史料范围。近数十年以来, 研究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大鲜卑山地理位置的推定。马长寿先生指出:“此大鲜卑山当在今之大兴安岭的北段。”并推测宣帝推寅南迁之地“可能就是呼伦贝尔湖区”, 并将扎赉诺尔东汉墓葬定为拓跋鲜卑之遗存。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了李志敏先生的《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鲜卑发祥地问题》 (下文简称李文) 对过去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提出了全面挑战。李文论定: 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之地并非拓跋鲜卑的发祥地。 拓跋推寅南迁之大泽, 实即《山海经》的大泽, 地在今河套一带。 《序纪》所言圣武皇帝所“始居之匈奴故地”, 为鄂尔多斯高原之地。 诘汾所居之“匈奴故地” (指鄂尔多斯高原之大部或全部) 显然是拓跋推演 (推寅) “南迁大泽”以来的扩展。 拓跋鲜卑与其同源部落秃发鲜卑都是源于漠北。 李文所论, 推翻了拓跋鲜卑早期居于“大鲜卑山”“旧墟石室”的记载, 全盘否定了学界以大兴安岭北段作为基点的认识, 对拓跋鲜卑史从源头开始作了全新的演绎。 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和讨论是正常现象, 并且还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李文似乎论点全新, 却有着一系列明显而又致命的硬伤, 并且带来了严重的混乱。我们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供李志敏先生和学界同仁参考和讨论。不当之处, 请批评指正。 一 关于内蒙古西部民族地图的由来 为讨论方便, 先来考察李文的结论:宣帝推寅南迁之大泽在河套一带, 献帝邻南迁之匈奴故地为鄂尔多斯高原。拓跋鲜卑发祥于鄂尔多斯。 李文所言“河套”, 指今黄河经流南河以北, 古黄河经流北河 (今乌加河) 以南地区, 今为巴彦淖尔市的腹地, 是著名的黄河灌溉区。今人通称为“后套”, 亦称“河套”。而据谭其骧先生研究, 秦汉时期, 北河 (即今乌加河) “为经流甚明” 但是李文在得出这个结论时, 恰恰忘记了一个起码的事实:东汉朔方、五原、上郡所辖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有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的驻牧之地吗? 鄂尔多斯高原战国前是诸多被泛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的生息地。战国中期中原各国向北扩展, 在这一带筑长城, 置郡县。秦始皇统一中国, 于公元前215年 (始皇三十二年) 命蒙恬率大军三十万“略取河南地”, 挺进至黄河北河沿岸, 夺取了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以南地区。次年因河为塞, 筑四十四城临河, 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3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 秦末大乱, 冒顿继位, 匈奴统一, 迅速强盛。“稍渡河南, 与中国界于故塞。”这是公元前三世纪末, 前二世纪初的事情。大约八十年以后, 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大军出云中, 至陇西, 降白羊、楼烦河南王, 复取河南地, 武帝因此置朔方、五原郡, 缮秦时蒙恬所筑城塞, 迁十万人以实郡土。鄂尔多斯全境, 包括今天狭义的巴彦淖尔市河套, 重新纳入西汉版图, 并因秦制, 分属朔方、五原、上郡、西河管辖, 移民屯垦。近年在这一地区发掘的大量西汉墓, 证明这里有着繁荣的农业经济。 那么东汉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公元215年 (建安二十年) “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 郡置一县领其民, 合以为新兴郡” 再过不到四十年, 《序纪》关于拓跋氏活动地域, 有了最早最确凿可靠的记载, 这就是神元皇帝力微三十九年 (259) “迁于定襄之盛乐”, 地点在今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 古今学界从无异议。此后, 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民族地图日益清晰。《宋书·索虏传》明言:晋初, 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 当时是神元帝力微在位, 其驻牧之地在黄河河套以北, 阴山山脉的南北两侧。三国末西晋初, 拓跋部的牧地不在鄂尔多斯, 是有明文记载的。与此同时, 鄂尔多斯高原则是与拓跋鲜卑为敌的部落, 主要是铁弗匈奴的牧地。 总之, 李文关于鄂尔多斯高原为拓跋鲜卑的发祥地的新说, 没有, 也不可能有任何事实根据。 二 互联网时代的第二推推动 结论全部错了, 李文是怎么一步步地走进这个死胡同的呢? 首先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为拓跋鲜卑宣帝推寅的推定。 李文引《通鉴》晋元帝景元二年胡注“推演, 盖即推寅”为据, 断定:《魏书》之宣帝推寅实即《三国志·魏书·鲜卑传》裴注引《魏书》所云汉桓帝时檀石槐西部诸部落之一的推演。在简单地确定宣帝推寅就是檀石槐西部大人推演之后, 李文引《三国志·鲜卑传》裴注引王沈《魏书》“从上谷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