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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是现代许多国家最复杂、最冲突、最隐蔽的社会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也为了制定更为有效的措施根治这一社会顽症, 必须对家庭暴力所产生的环境与根源进行科学的研究。十分遗憾的是,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完善的家庭暴力事件的统计数据, 同时也没有对这一领域进行过科学的和系统性的研究, 更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 2002~2003年间, 俄罗斯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针对妇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行为的调查。根据间接的资料和官方有关犯罪率的统计, 俄罗斯的家庭暴力事件要比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多得多。如果用一个社会的暴力犯罪数量作为明确指标来衡量的话, 那么根据俄罗斯联邦1999年的统计数据, 每10万人中有1927宗故意杀人的暴力犯罪, 而美国是每10万人中有455宗, 德国有122宗, 荷兰有142宗。 当今俄罗斯社会存在非常严重和复杂的家庭暴力犯罪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暴力实施者数量增加, 对家庭成员施暴已经成了他们解决家庭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缺乏有充足科学依据的、具体的司法制裁手段和措施, 也没有完善的社会政策。有学者指出, 俄罗斯在尝试制定防范家庭暴力的社会政策时, 借鉴其他国家制定防范家庭暴力措施中的经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美国在治理家庭暴力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将家庭中的暴力行为称为社会问题的国家, 同时美国也有大量从事家庭暴力专业理论和方法研究的研究中心。在美国, 科研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们相互协作, 共同制定旨在减少家庭暴力的社会政策。可以说, 美国不仅提供了一个最为合适的跨文化研究家庭暴力的典范, 而且也为更合理地借用各个关键社会政策部门的力量确定了方向。 美国学者应对家庭暴力的方法分为不作为、同情和制裁三种。目前美国在对待家庭暴力问题上最常见的做法是制裁法。不作为是指对家庭暴力不采取任何行动, 听之任之。持这种态度的理论依据是, 家庭暴力是私人的事情, 只能由家庭成员自己解决。在20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中期, 美国对家庭暴力的态度是以不作为为主。 同情是对家庭暴力所作出的另一种选择, 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人们既同情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又对施暴者表示容忍。这种处理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家庭关系, 而不是为了惩戒施暴者。 制裁法主要是指对家庭暴力作出必要的反应, 如必须拘捕, 交法庭审判以及将家庭暴力事件向司法部门申报。此外, 在法庭没有对那些施暴者进行最终审判之前, 不能终止法庭对案件的审理, 即使是受害者要求终止审判也不行。司法部门认为, 这样做可以减轻受害人的压力。同时, 美国法律规定, 医务部门必须向司法部门报告任何可疑的家庭暴力事件。 促使对家庭暴力后果开展研究的起因是受害者要求社会机构, 特别是警务部门采取一些更为激进的措施。在这一时期, 美国法院成功地审理了一些诉讼案件。1984年, 社会学家谢尔曼和别克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并得到证明, 批捕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学者们提出要对家庭暴力的防范进行科学分析。谢尔曼和别克1984年所进行研究的成果为逮捕家庭暴力实施者和司法审判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美国政府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充足的经费, 以保证在各州都能执行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但是, 谢尔曼和他的同事们指出, 对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实施必要逮捕不但没有减少家庭暴力的出现, 反而促使家庭暴力事件增加。因为正常拘押和短期 (一般是2小时) 的拘留只是暂时有效的控制手段。从长远观点来看, 家庭暴力事件水平还有可能持续上升。另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是男性的类型与其在被逮捕后是否会再次制造家庭暴力有关。例如, 有固定工作的英国人后裔被捕后再次作案的比例就低, 而如果是非洲裔美国人发生家庭暴力后更趋于再次作案。 受女权主义影响, 1996年, 美国大多数州都制定了必须要对暴力事件进行司法审判的制度。这就是说, 对待家庭暴力要像对待杀人案一样, 要按照刑事案件处理, 而且在审判中可以不要求受害者或主要证人到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受害者的压力, 而且还保障了更好地帮助女性摆脱压力和恐惧的政策的实施。 到1998年, 美国有5个州通过了要求医院和警务部门就各式各样家庭暴力事件或可疑的暴力行为提供证明, 并向有关部门申报的法律。然而受害者自己对这条法律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因为, 在卡特勒的研究中发现, 被殴打的女性表示向有关部门申报家庭暴力事件很有必要, 但前提是别人家而不是自己家的暴力事件。一些学者公开表示, 把家庭暴力事件曝光的法律对受害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也破坏了保护病人隐私的原则, 使医生丧失了病人对他们的信任, 也剥夺了受害者的自主权。这就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