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丧服》中的无服问题.docxVIP

魏晋时期《丧服》中的无服问题 《丧服》作为儒家经典的一篇文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记载的只是丧礼, 但是因为生老病死, 不分尊卑, 人人都须面对, 而且这种面对不仅仅是仪式、器物等外在形式的采择, 更涉及通过服丧而明确的五服关系以及个人在服丧时如何调节心中情感、如何区别死生等诸多问题, 就使《丧服》的内容远远超出单纯的丧礼的范围。所谓五服, 本来是丧服的五种等级, 用来表示生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 但实际上它更重要的功能却是在于确定生者与生者,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构成家庭最基本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 到试图区别同姓、异姓以及亲疏的九族、宗族关系, 乃至国家层面上模仿父子的君臣关系, 莫不在《丧服》的关注之内。不仅如此, 它又通过外在的服丧方式与内心情感变化之间的适应, 提倡亲亲、尊尊, 追求“情”与“礼”的和谐, 建构一个立足于血缘关系但却有层次有差别的完整体系。 但体系的完美并不等于现实的认可。社会背景的变化往往导致对经典的重新解释。既有解释, 则必作损益, 而损益的标准往往依违于经典与现实之间。没有完全的割裂, 也没有完全的创新。所谓除旧布新, 正在于传统与现实的妥协与中庸。魏晋之世, 战乱频仍, 思想却极为多元而丰富。乱世本易生伤怀流离之感, 玄学、佛教的流行, 更使人间真情超越外在的礼法约束 一、 不相为服之身份 《丧服》中对于血缘关系较远、服制较轻的亲属, 专门设立加重的服制。加重的原则主要依据名分, 即“以名加”, 如为从母 (姨母) 、庶母、乳母, 乃至从母昆弟 (姨兄弟) , 都是因为有“母”之名, 故服制加重一等。嫂叔之间虽然关系亲近, 但因为无法纳入母、妇之“名”这一系统, 以至双方互不服丧。但礼缘情而制, 无论是“名”还是“母名”, 其下隐藏的都是情感和恩情, 一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 情感的考量便难以避免。嫂叔关系正是如此。《礼记·大传》云: 其夫属乎父道者, 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 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 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故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 可无慎乎 嫂叔之所以无服, 正是因为“名”的缘故。郑玄注云: 言母、妇无昭穆于此, 统于夫耳。母焉则尊之, 妇焉则卑之, 尊之卑之, 明非己伦, 以厚别也 母、妇之名, 一尊一卑, 通过尊卑的名分, 提示嫂与弟妇都不像可以与自己敌体判合的妻子那样, 以此来加强身份上的区别。郑注又云: 谓之妇与嫂者, 以其在己之列, 以名远之耳。复谓嫂为母, 则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为服, 不成其亲也。男女无亲, 则远于相见 然而兄弟毕竟是同一班辈的, 虽然可以称弟妇为“妇”, 从名义上似乎降一辈而与子妇同等, 但如果称嫂为母, 在服制上以母服服之, 势必造成己以母妇之服服兄弟之妻, 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己的局面, 最终的结果必然在服制上使兄弟反为父子, 淆乱昭穆之序。所以, 虽定嫂、妇之名, 而彼此不相为服, 正是拔本塞源的根本办法。但郑玄的分析并未止步, 他进而推论, 既然不相为服, 那么彼此便形同路人, 接触亦少, 自然可以起到别男女的作用 男女有别既是周道之大端, 礼制中自然不乏详细规定, 嫂叔关系不过是其中一例。《曲礼上》云: 男女不杂坐, 不同椸枷, 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 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 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 缨, 非有大故, 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 已嫁而反, 兄弟弗与同席而坐, 弗与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非受币, 不交不亲 对男女之间任何可能的交往, 都做出规定, 加以限制, 目的只有一个, “以厚其别”而已。嫂叔生时互不通问, 死后又不服丧, 而且《杂记下》又规定:“嫂不抚叔, 叔不抚嫂。”郑注:“远别也。” 这样严密的防范, 使人很难相信只是因为一个理论上的母妇之名, 就能产生如此的效力。这或许正是郑玄反复强调以无服来限制嫂叔接触的真正用意。兄弟至亲, 同居共爨, 嫂叔也因此得以朝夕相见。倘若年龄相仿, 或有日久生情之可能。现实如此, 为维持门户清肃, 则不能不有所防备, “名”与“防嫌”自有其必要性。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嫂叔既是同居之亲, 生活中必有深厚感情。礼缘情制, 制度不外乎人情, 那么又该如何面对? 礼制中对这一问题也并非全然不顾。《檀弓上》云:“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奔丧》又云:“无服而为位者, 唯嫂叔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位即哭位, 出殡之前有室中、堂上、堂下之分, 其区别依据是按照与死者的亲疏而定, 但都是有服之亲才有哭位。嫂叔虽然无服, 却通过设定哭位以为补偿, 这不能不说是对双方恩情的照顾。《奔丧》下郑注:“虽无服, 犹吊服加麻、袒免, 为位哭也。正言嫂叔, 尊嫂也, 兄公与弟之妻则不能也。” 丧服关系, 可以因为名分产生甚至加重, 也可以依据名分取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