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家谕、家训之来源.docxVIP

《隋书经籍志》家谕、家训之来源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可以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满足封建统治的需要以及普通人的心理和习俗外，它还注重广告和传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对于其它宣传形式似乎没有多加注意。事实上,从东汉到南北朝,世家大族中间和社会上普遍盛行的家学、“家诫”、“家训”之类,对于儒家思想向民间普及传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为圣人之学向民间的深入架设了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儒家思想才到达了深入人心的境界。这里,我们不谈家学,仅就“家诫”、“家训”对儒家思想的普及传播作用作一粗略探讨。 所谓“家诫”、“家训”,本是名臣仕宦、世族大家训戒子孙、族人的言论,为了将这些言论流传后代,使之遵照实行,有的便将其编辑起来,成为书籍,最典型的便是流传至今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家诫”、“家训”起源于何时?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的《叙录》中,引明人王三聘《古今事类考》“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语,说明《颜氏家训》是“家训”的鼻祖,并就《颜氏家训》之用语,考证其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样说来,“家训”的起源就在隋朝初年了。 其实,首推《颜氏家训》为“家训”之鼻祖者,并非王三聘,而是《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颜氏家训》的提要中,即引了陈氏此语,可见王三聘不过是转相递引而已。而且,《四库提要》早把此书的成书年代考定为隋朝初期。看来,对于《颜氏家训》之成书年代,也并非如王利器先生所说,前人“颇有疑义”(同上)。 但是,《四库提要》的作者并没有同意《颜氏家训》即为家训的鼻祖的看法。在引了陈振孙的话后,便紧接着说:“然李翱所称《太公家教》,虽属伪书,至《杜预家诫》之类,则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较多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一》)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明确把“家教”、“家诫”、“家训”归于同一类,只是没有更深究它们的原始状况罢了。 今考《艺文类聚》卷二三,即引《诫子书》《家诫》10多家。其中,最早的有刘向《诫子书》,其在后汉者,有张奂、司马徽、马援诸人的《诫子书》;在三国者,有魏王脩《诫子书》、王肃《家诫》、王昶《家诫》,蜀诸葛亮《诫子书》,吴姚信《诫子书》;在西晋南朝者,有羊祜、陶潜诸人的《诫子书》,等等稽之正史诸人本传,除《后汉书·马援传》、《三国志·王昶传》对其《诫子书》、《家诫》有所引录外,其余诸人的《诫子书》、《家诫》均不见在本传中提及,可见,这类东西是作为他们的专门著述流传于后代的。如果《艺文类聚》还只是摘取其数语,不足以说明《诫子书》、《家诫》究属单片书信、文章,抑或专门著述的话,那么,《后汉书·张奂传》倒是能提供推测它们面貌的一点信息,其中说到他的著述,有铭、颂、书教、诫述等24篇。这里所说诫述,可能即指《诫子书》一类。但这仅是推测,还不足以证明《诫子书》、《家诫》等就一定是成卷的著述。 再考《隋书·经籍志》,在“子部”儒家类,有《诸葛武侯集诫》二卷;在“集部”总集类中,有《诸葛武侯诫》一卷,《众贤诫集》一卷,并在《众贤诫集》下注云:“梁有《诫林》三卷,綦母邃撰;《四帝诫》三卷,王诞撰;《杂家诫》七卷,《诸家杂诫》九卷,《集诫》二二卷,亡。”(《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就可以基本上肯定,上述诸家《诫子书》、《家诫》,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作的家书、家约,而是为显名于当世、流传于后世而作的专门著述。《艺文类聚》所引诸家《诫子书》、《家诫》言论,有极大可能是来源于《众贤诫集》这部书。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上述所引《艺文类聚》诸家《诫子书》、《家诫》,以及《隋书·经籍志》的《众贤诫集》,均称“诫”而不称“训”,唯《颜氏家训》称“训”而不称“诫”,虽《四库提要》将其归为同类,但以儒家“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观点来看,究属有所区别。这样一来,似乎不足以说明“家训”与“家诫”、“诫子书”的联系,难以推倒《颜氏家训》为古今家训之祖的结论了。 其实,从字义上来看,“训”、“诫”本没有多少区别。《说文》:“训,说教也”;“诫,敕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似乎一个重在说服训导,一个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演至后世,“训”、“诫”往往互称,《颜氏家训》中以“兵诫”为题,正是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再从《颜氏家训》的篇目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