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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 隋朝的中央官僚制度可以分为省、庙、监、台、卫、政府。其中, “尚书省, 事无不总”, 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 其职掌之性质大异, 而有下行上承之关系。盖尚书六部之职是“掌政令”, 以“行 (君相之) 制命”;而九寺诸监之职是“掌诸事”, 以“行 (尚书之) 政令”。……故尚书六部为上级机关, 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关, 掌事务。 唐制省寺之间既然是上主政、下主事的下行上承的关系, 而“大唐职员多因隋制, 虽小有变革, 而大较不异”, 一 从“岁时”“被征” 《隋书·卢思道传》: 开皇初, 以母老, 表请解职, 优诏许之。思道自恃才地, 多所陵轹, 由是官途沦滞。既而又著《劳生论》, 指切当时, 其词曰……岁余, 被征, 奉诏郊劳陈使。顷之, 遭母忧, 未几, 起为散骑侍郎, 奏内史侍郎事。于时议置六卿, 将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驾部, 寺留大仆, 省有刑部, 寺除大理, 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 诚为未可。”又陈殿庭非杖罚之所, 朝臣犯笞罪, 请以赎论, 上悉嘉纳之。是岁, 卒于京师, 时年五十二。 卢思道的上奏与本文主旨关系密切, 所以略为考释。 (一) 卢思道上奏的时间 祝尚书先生将卢思道的上奏定在开皇元年 (581) , 此次上奏之前, 卢思道曾“奉诏郊劳陈使”。开皇元年 (581) 九月, 高颎节度诸军伐陈, 据祝尚书先生所撰《卢思道年谱》, 卢思道也在军中, 至次年二月班师方回朝。从开皇二年至开皇六年卢思道死亡之间, 陈使聘隋计有开皇三年二月、十一月, 开皇四年七月, 开皇五年七月, 开皇六年四月五次。 卢思道上奏建议不能废除大理, 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 朝廷的确有省废九卿的举动, 据《隋书·百官志下》, 开皇三年 (583) 四月, 废光禄、卫尉、鸿胪三卿, 另外, 据《卢思道年谱》, 知卢思道生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 (535) 。据本传, 卢思道在此次上奏之前, 曾写过一篇《劳生论》, 其中有一句“余年五十”一句。 排比《卢思道传》的史文, 对于卢思道上奏的时间似乎可以另外提出一种解释。即开皇二年 (582) 二月伐陈回朝之后, 卢思道以母老为由提交辞呈。同年著《劳生论》。岁余, 也就是开皇三年被征, 二月郊劳陈使, 不久母丧, 夺情起复后参与了制度改革的讨论, 四月, 朝廷废三寺。因此, 卢思道的上奏很可能在开皇三年的二月至四月间。 (二) 省、寺之间关系 卢思道上奏的背景是“议置六卿, 将除大理”。这里的“六卿”显然与《周礼》无关, 而只能是指汉魏官制里九卿中的六个。从奏文中的“省—寺”、“驾部—大仆”、“刑部—大理”对举来看, 此次会议就是要讨论省寺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只保留六个呢?因为尚书省只有六部, 为了与部对应, 所以才要讨论保留哪六个卿。这说明, 即使到了开皇三年 (583) , 朝廷仍在讨论省、寺的关系问题。隋文帝是想解决自魏晋以来尚书与九卿职务重叠、权责不明等一系列问题的, 但是他的办法很机械, 仅是想从数字上对应。所以, 《隋书·百官志下》: (开皇三年四月) 废光禄寺及都水台入司农, 废卫尉入太常尚书省, 废鸿胪亦入太常。罢大理寺监、评及律博士员, 加置正为四人。 光禄、卫尉、鸿胪三寺被废, 九卿的确只剩下太常、宗正、太仆、大理、司农、太府六寺了。虽然只剩下六寺, 但是所废三寺之职能全部并入其他六寺和尚书省之中, 也就是此次废并的范围限于省寺之间, 因此仍然是省寺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 废寺的举动只是历朝尚书与九卿到底孰存孰废的隋代版。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包含了两层意思:尚书与九卿到底以谁为主;尚书与九卿权责不明。 但是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能维持得太久, 开皇十二年 (592) “复置光禄、卫尉、鸿胪等寺”, 二 尚书与九清的关系 (一) 《通鉴》有利于人们了解情况,并正确处理营造的过程 《新唐书·杨收传》: 收因建言:“汉制, 总群官而听曰省, 分务而专治曰寺。” 杨收所言, 与其说是汉制, 倒不如说是唐代前期尚书省与九寺关系的写照, 可以为严耕望先生大作做一注脚。隋自开皇三年确定以省统寺的方针以后, 两者关系如何, 效果如何, 以下略作分析。 《隋书·礼仪志五》: 大业元年, 更制车辇, 五辂之外, 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 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 定其取舍云。 大业元年 (605) 的这次集议讨论的是如何制造车辇, “舆辇之别, 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 二月, 丙戌, 诏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以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 使之营造, 送江都。 《隋书·何稠传》: 大业初, 炀帝将幸扬州, 谓稠曰:“今天下大定, 朕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