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社会思潮对儒学的影响.docxVIP

论唐代社会思潮对儒学的影响 自汉中尊儒以来，儒学已经从数百名学者的地位转变为正式任命的经典。以儒家的经义断事不但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至东汉末年,随着刘氏王朝的解体,上述情况才有所转变,这就是:原来曾一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而盛行的意识形态——经学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佛学,社会思潮因之也由崇儒尊经转向尚玄(学)崇佛尊道(教)。隋唐以来,儒学的这一历史厄运才开始出现了转机,由式微转向复兴。 一、 唐代学术史观的发生和发展 儒学的复兴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代社会思潮的一大特色。唐代儒学的复兴,实质上是新的封建统治者有鉴于前代兴佛佞佛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次统治政策的重大调整,它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佛教和道教起了一种制衡的作用。 如所周知,南北朝的佛学发展至隋唐已经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其突出表现是:佛教各宗派都在此时竞相崛起。这一时期竞相崛起的佛教宗派,包括从天竺传入的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又称真言宗)等教派和中国本土传人自创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三阶教等。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佛教却一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是因为,从前代兴佛佞佛的社会后果来看,它与道教一样,虽可以被利用来愚民,但终究是“弊俗之虚术”而非巩固封建统治之根本良策。所以,唐初统治者李世民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全唐文》卷八《贬肖瑀手诏》)。他所乐意遵从的是儒学,并且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同上)因此,儒学自然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唐初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武德年间,下令于京都设立国子监,于地方设立府、州、县学,以儒家经典作为士子必读之书。 又如,贞观初,下令颜师古考定《五经》经文,颁行《五经》经文定本;命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等。 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旨在以儒家的标准作为封建国家录用人才的依据,以钦定的形式将儒学作为统一人们思想的最高准则。其结果必然养成崇儒尊经的社会心理,使社会风气由崇尚佛学义理逐步转向崇尚儒家经典。这是儒学在唐代复兴的标志。 与此同时,原来已经盛行的佛、道二教,在唐代仍然得到继续发展,因而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在儒学复兴和“三教”鼎立的这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下,当时学术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方面,这一时期关于佛教史的研究和编撰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与佛教史关系密切的有教史、僧传和教派史。 另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复兴,原来几乎中断了的正史中的学术史卷《儒林传》、《艺文志》的编纂又重新得到了重视。唐代魏征等奉诏编撰的《隋书》继承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体例,专门设立《经籍志》以记述儒家经籍和其他子书的源流。从编纂体例来看,《隋书·经籍志》虽无大的创新,但其学术史观点仍有若干思想特色。不仅如此,在私家著述中也出现了重视研究儒家经学源流的情况。唐代经学家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篇章,也颇具特色。上述两篇可以视为唐代有关学术史方面的代表作。现分别加以研讨,以见这一时期学术史研究的思想特色和体例特点之一斑。 二、 《隋书经籍志》 在论及《隋书·经籍志》的思想特色之前,必须先了解它的编撰者魏征其人及该《志成书的经过。 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唐钜鹿曲阳(今河北保定)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士。然素有大志,勤奋好学,“多所通涉”,后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旧唐书》本传)。入唐,初为太子建成洗马,“尽心所事”。太宗即位,素器其才,不念旧恶,擢为谏议大夫,旋迁尚书左丞,官至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 魏征“雅有经国之才”,太宗曾数引入卧内,“访以得失”。魏征性亢直,“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同上)。对于魏征的犯颜直谏,太宗不但不以为过,反而引以为戒。他曾把魏征比喻为自己明得失的一面镜子。魏征的“犯颜直谏”和太宗的“从谏如流”,历来为史学家所称道,传为美谈,视为君臣关系之楷模。 魏征不但有经国之才,而且有“良史”之才。他熟谙历史,长于识断,重视对于史书的编纂。据记载:贞观中,太宗曾下令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使魏征“总知其务”(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魏征“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其中《隋史》序论,皆魏征所作,而梁、陈、齐诸史也“各为总论,时称为良史”(《旧唐书》本传)。特别要指出的,是《隋书·经籍志》的编撰。 如所周知,今本《隋书》诸《志》原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故号“五代史志”。后五代史各行,遂将五代史志编入《隋书》,称《隋志》,非专属于隋,盖因隋居五史之末,以之命名,有兼赅之意。《隋书》诸《志》之作,虽出自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