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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音乐与音乐文化的互动 “一带”—前言 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作者对这两个段落很感兴趣。一个是魏晋、六朝，另一个是隋唐。这两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外国音乐来到中国。新中国音乐已经成为音乐的风景之冠。中国古乐的新潮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代音乐的主旋律。私意以为,这两个时段适逢外来音乐席卷而至,全面改写了中国音乐的风貌,可称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两个颠覆”,与之相对的,则是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一个基础”的先秦时期。 概言之,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形貌和特质奠立于先秦,其重点包括礼乐偕配的礼乐制度、钟磬琴瑟的金石之乐、十二律吕的旋宫转调、乐由心生的音乐美学等等,凡此种种均对中国音乐文化影响深远,是为“一个基础”。魏晋南北朝,“新声奇变”的胡乐广受赏爱,“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 “一个基础、两个颠覆”的概念,笔者以为是理解中国音乐发展的关键,在教授中国音乐史时已使用多年,但近日却赫然发现此一概念竟与“一带一路”有契合之处,实属偶然。所谓的“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魏晋以降传入中原而备受赏爱、流播广远的各种“胡乐”的文化源头,而“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近现代西方音乐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也是渊源于上海的流行歌曲南下港、台,扩散于东南亚的一条海上康庄大道。 然而深入思考,音乐史上的“两个颠覆”与“一带一路”毕竟有本质的不同;两个颠覆的出现源于中国战乱、国势积弱不振,外来势力入侵,异邦之乐因而输入中国,而“一带一路”则是经济力量的向外扩散,在强势的对外拓展中推动了中外音乐文化的接触,两者虽然都是音乐文化的空间流动,但缘起动机则是大相径庭的。 由音乐史上的两个颠覆看,流动的音乐风景必然造就盛世的繁音,因此魏晋南北朝以下就有隋唐音乐的粲然大备,然而,异国之乐输入中国,来源不同、时间各异,就其美善者言可谓百花齐放,就其混乱者言也是千头万绪、各行其是。在外来势力强悍进入、中华文化虚弱不振的时期,华夏旧乐如何统整、融合这些外来的“颠覆”力量,是对中华文化母体的重大挑战,这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思考更多的。隋唐音乐盛世出现的背景,断非胡乐进入中国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可以交代,其间关键,还在中国是否有能力统整,以及如何接受这些外来新音乐元素。日前读到项阳先生的《一带一路与中国音乐“特色话语”》一文,他说: 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积淀,历史上对外多有交流,但呈主导与渐融之别,显现中华文明之特色构成和开放胸怀。我们应该认知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或称特色,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时性积淀梳理的力度,将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讲清楚”。 项阳先生在论及异邦之乐输入中国时,不仅思考这些异国之音是什么,而且关注“被输入”的中华文化的特色是什么。项阳在文中也提到了“固化为用”,意即外来音乐被中华文化的礼乐制度纳入范畴,而“固化”稳定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以下拟以“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音乐文化流动为研究对象,探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进入中国的各种西域音乐。本文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在这样百花齐放、铿锵镗鞳、洪心骇耳的胡乐声中,中华文化的母体如何吸纳、融会这些异邦之乐,将之成功转化为“盛世之音”?其间的关键因素,私意以为,即中华文化恒久不变的“中国性”。本文分三节,首先,欲理解西域音乐,必先理解西域文化背景,因此第一节先概说西域地理与文化,第二节则由古籍数据一一梳理魏晋南北朝以来进入中国的各种西域音乐,其三则由乐部、乐律两个层面,分析这些西域之乐如何被收编融入华夏旧乐。 本文指出,隋唐乐部的建立依循了《周礼》“四夷乐”之制,而“开皇乐议”时郑译的乐律讨论依旧以先秦乐律为本。由此,可知华夏旧乐吸纳西域音乐的根本原则,仍是承袭了先秦的经典制度、音乐理论,此即传之久远、恒长不变“中国性”,也是历经战乱、外来势力强加于斯,也无法泯灭的文化主体性。探往而知来,本文由历史上“一带”的音乐风景流动探究“中国性”,其实也是为未来的盛世元音指陈了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 关于西域文化的地位 本文试图呈现“一带”音乐风景的源头———西域的文化背景。西域之地,地形复杂,城邦林立;西域音乐,品类繁多,风貌各异。本节由西域地理文化的多元复杂性切入,以作为下文探讨音乐的基础。 广义的西域在地理上东与中国内地接壤,向西直抵中亚细亚;境内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有昆仑、天山、阿尔泰山、葱岭等峻岭高原。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中说评论此地的地理形势曰: 在此区域以内,无一川河流入大洋,天气全无洋海影响,中间有大沙漠,故空气干燥异常,夏则热风如烧,冬则寒风如刀。沙漠常迁徙无定,故旁沙漠而居者,常与天然抵抗;人力不能胜天,流沙侵来,唯迁让之而已。 羽田亨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也有类似的意见: 是以此地带之地味,亦不饶富,纵通以运河,灌溉方便,经营农耕之处,其五谷产出,还是极形缺乏,因为此地气候寒暑太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