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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徙戎理论与西晋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 西晋初年，由于牧场结构的急剧变化，少数民族部落纷纷迁往。《金朝志》、《四蛮北匈奴传》、《宣武王传》、《风王传》等文献记载了当时匈奴及其周边地区、鲜卑、野蛮和东部野蛮人的大规模内部关系。据统计，前后晋约有20多万匈奴人和40多万南匈奴人。氏、羌人居陕西等地，鲜卑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人中原。与此同时，汉族人口大量流人东北和凉州，与鲜卑及氏、羌杂居。这些民族人民大量内迁并与汉人交错杂居，他们受着汉族地主阶级和西晋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民族矛盾、民族交往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突出，民族融合问题成为西晋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之下产生了著名的“徙戎”理论。从魏末开始，伴随着民族融合趋势的发展，“徙戎”理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一、 州右贤王刘案 司马师当政时，针对当时并州匈奴刘豹部的强大，邓艾就建议迁匈奴于雁门，并逐渐迁出与汉人杂居的氐羌等族:“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 (邓) 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 (司马师) 新辅政，多纳用焉。” 二、 “徙戎”与徙戎 邓艾的政策史称被司马师“多纳用焉”，但在实际上并没有阻止魏末晋初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和由此产生的战争:“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史，渐为边患。” 针对匈奴刘猛之叛乱，侍御史郭钦又提出“徙戎”的主张:“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而针对西北诸胡问题，早在泰始四年，时为御史中丞的傅玄也在给晋武帝的上疏中提出了“胡夷兽心，不与华同”的说法，反对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居:“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三、 《汉纪《新语》的基本观点 无论是傅玄、郭钦的进言还是现实中匈奴刘猛、凉州羌胡的反叛，都没有让晋武帝采纳徙戎的政策，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还在继续并得到统治者的接纳:“至太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在《徙戎论》中，江统通过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系统地论述了徙戎的理论，文章一开始即引经据典提出了徙戎的历史依据:“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然后，江统从历代胡汉关系发展状况、胡汉关系发展状况的内在原因以及西晋胡汉关系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论述:“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接着，在坚决反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基础上，江统针对西晋胡汉关系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即令内迁的关中狄、羌及并州诸胡迁回原地，“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并“申谕发遣”并州诸胡“还其本域”，这些徙戎设想与前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江统还更多地想到了徙戎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他指出“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认为必须保证迁徙少数民族的生存问题，同时“附其种族，自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