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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与儒家孝道思想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了玄同和佛教的影响。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自西汉以后从未动摇,只是一度削弱过。一切试图有所作为的帝王,总是关心儒学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人们把南朝帝王,尤其是梁武帝奉佛看得极为严重,并得出梁武帝因按佛而亡国的结论。其实,处在南朝战乱频繁,佛、道思想流行这一历史时期的梁武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贡献。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也最具特点和代表性。这与梁武帝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 梁武帝处理佛教的作用 梁武帝年轻时修习儒业,穷研六经,长期以来儒学的薰陶,使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政治思想。虽然中年时信仰道教,后又改信佛教,但他早年接受的儒家教育始终是他思想的主流。早在永元三年(501年),他发兵襄阳,声讨萧宝卷的檄文中,反复强调的是儒家的名教纲常。指斥对方是“悖礼违教”、“扰乱天常,毁弃君德”(《梁书·武帝纪》)。自己是怀“尊主之情”而发义师的。在他即位前夕,又郑重地表示自己要“奉粢盛,修 “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至高的地位和特殊价值。梁武帝一生特别强调孝道,曾作《孝思赋》,在序中说:“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有食,寒不可衣,求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并在赋中云:“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身虽死而名扬,乃忠孝而两全”;“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广弘明集》卷三七)寺院本来是佛教徒供奉和修行的地方,梁武帝却用来做为供奉祖先,以表孝悌追念之情的地方。实际上在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中渗透着儒家的精神,即提倡孝道,发扬礼教。他通常以佛教形式来阐述儒家的孝道。他曾在《净业赋》序中曰:“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及温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而蔬食,不噉鱼肉。”(同上书卷二八下)建立寺殿,改行素食,从表面看是皈依佛教,但实质上是报答先人的恩情,寄托孝思。这一点,从当时王公大臣们的口中也可得到证实。萧琛曾说:“伏见敕旨所答臣下审神天论,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人伦之本,于兹益明。”孙挹也认为梁武帝使“孝敬被乎群黎,训范侔于先圣。”(《弘明集》卷一〇)可见梁武帝对于佛教的信奉,主要是借用于佛教的形式来宣传他的儒家孝道。 梁武帝登位之后,首先借儒家纲常名教来维护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等级秩序。他认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于经术。”(《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序》)下令在朝廷置五经博士,开馆授徒。他在诏书中说:“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比之由。”(同上)对魏晋以来,儒教不振的情况表示不满,并试图以两汉为榜样,重视经学,推行儒家教化,以改革弊端,重振儒风。他在位期间,始终把儒教作为王政之本,看做最急切的要务来推行。天监八年(509年)下诏曰:“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造可量加叙禄。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516年)又诏曰:“观时设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务本;移风之治,咸由此作。”(同上)在南朝这个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仕途前景本来主要靠门第的承袭和宗法血统的远近亲疏来决定。寒品低门,很难入仕。但梁武帝为了推行儒术,对能通经致学者不惜破例。可见他是将儒家思想做为经世治国的法宝。对于儒家学说中的核心“礼”,梁武帝更视为治国之大要。天监元年(502年)初登位,便下诏曰:“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求准。”(《南朝齐会要·吉礼》)下令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修定五礼,并亲自制旨裁断疑事。修成之后,颁发施行,下诏曰:“经礼不备,政典载弘,今诏有司,案以行事也。”明令天下,按礼察事。用音乐来传播儒家学说,薰陶人们的思想,早从孔子就重视起来。梁武帝对此也颇为注意。天监元年即下诏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并为魏晋以来,礼乐崩坏的现象表示伤怀和不安,以至于“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南朝齐会要·乐》)。因而他自己亲自修订礼乐,颁布实行。表现了其深厚的儒学根底和钟律知识。 二、 梁武帝重儒与儒释 梁武帝一生以振兴儒学著称,在其执政期间,他为恢复和发展儒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儒学自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