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日本的遣隋使之比较.docxVIP

日本与日本的遣隋使之比较 隋使节是指在隋朝和唐朝，日本政府派使者到隋朝的特使。在派遣隋唐使节的研究中，关于他们来到中国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传统上有三种理论：一是以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为代表的三种理论，另一种是由藤家立的四种理论。根据史料研究，隋使节的数量应为五种。 传统的三次说和四次说分歧主要是在遣隋使的开端问题上, 日本第一次遣使到隋为600年还是607年? 采用四次说的学者, 普遍认为遣隋使的开端, 即第一次遣隋使的派遣是在开皇二十年 (600年) , 相当于日本推古八年。理由是《隋书·倭国传》中记载:“开皇二十年, 倭王姓阿每, 字多利思比孤, 号阿辈鸡弥, 遣使诣阙”。 反对者指出, 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原因是关于这次遣隋使的派遣, 日本的重要史籍《日本书纪》中并没有相应记载。日本著名学者本居宣长认为, 中国的史料中有记载而日本的则没有, 说明了使节不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当时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 并且国力强盛, 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威胁。尤其是对朝鲜半岛, 更是有着图谋之势。而日本则一心要恢复对任那的统治, 对于隋朝的态势难免担心, 于是日本派在朝鲜的镇将们, 很有可能为了刺探隋朝方面的动向, 而派了使节。使节是镇将们的私使, 不能代表日本朝廷, 因而不能看作是第一次遣隋使。 首先, 事实上, 正是因为隋文帝建立隋朝励精图治, 国力昌盛, 让周边国家感觉到了威胁, 598年文帝征讨高丽, 而当时的朝鲜半岛上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 新罗百济乘隋朝进攻高丽之际, 纷纷向隋朝进贡寻求外交上的保护, 借隋朝的国威来与高丽抗衡。恰巧在此时, 也是圣德太子第一次征讨新罗期间, 日本政府非常可能为了维护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 而派遣使节, 以便了解隋朝的态度和看法。 其次, 根据《隋书·倭国传·东夷》记载, 文帝对倭国很有兴趣, “令所司访其风俗”, 了解到“倭王以天为兄, 以日为弟, 天明时出听政, 跏趺坐, 日出便停理务, 云委我弟。”文帝认为“此大无义理”, 于是“训令改之”。可以看到隋文帝很不高兴, 当然更没有要发展关系的意思。对于日本方面而言, 显然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外交, 《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大有可能故意避开不书。而阿每多利思比孤, 又是“天皇的日本式称号” 再者, 《隋书》是唐高宗武德五年 (622年) 由封德彝、颜师古等人纂修, 修史当时距离开皇二十年只有22年, 距离隋朝时间较近, 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 可信度比较高。 综上所说, 我们不难发现, 派遣使节来隋的是日本政府首脑。公元600年可以看作是派遣遣隋使的开端, 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遣隋使。 关于第二次遣隋使, 在日本和中国的史籍中都有记载, 且记载吻合。《隋书·倭国传》记载说“大业三年 (607年) , 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 这次小野妹子为正使, 鞍作福利为翻译, 以及由留学生、学问僧共同组成的使团来到隋朝, “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 故遣朝拜, 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并且在此次带去了一封备受争议的国书, 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无恙。”国书把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与隋朝的统治者一样, 并称为“天子”, 把两者放到了同等地位。在过去中日交往中, 中国统治者可一向是把日本看作是“藩属”, 是“蛮夷之邦”, 对其统治者称以“倭王”, 而日本的统治者也是很驯服的向中国朝廷朝贡, 《后汉书》中记载, “建武中元二年 (57年) , 倭奴国奉贡朝贺”, “安帝永初元年 (107年) , 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 愿请见。” 大业四年 (608年) 四月裴世清送小野妹子出使倭国, 受到了圣德太子的隆重接待, 但小野妹子入京述职时称隋炀帝回赠的国书被百济抢去了, 不能上奏。群臣认为小野妹子失职, 丢失了国书, 罪孽深重, 要处以流刑, 而天皇却赦免了他。想必天皇也明白, 国书中的对等称呼惹恼了隋炀帝, 因而隋朝方面根本没有回赠国书, 小野妹子为了避免两国的矛盾, 谎称丢失了国书。 隋大业四年 (608年) , 隋使裴世清起程回国, 日本朝廷又派了小野妹子为大使, 吉士雄成为副使, 鞍作福利为通事, 以及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等四名留学生, 志贺汉人惠隐等四名留学僧同行赴隋。 有了前车之鉴, 此次日本政府在致隋的国书上特别注意, 虽无不逊之辞, 但据《日本书纪》所载, 国书开头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小野妹子于第二年九月启程回国, 但随行的八名留学生留学僧并未同时回国, 其中留学生倭汉直福因, 留学僧新汉人广齐在华十六年, 留学僧新汉人旻在华二十五年, 留学僧志贺汉人惠隐, 南渊汉人清安学习了三十二年, 留学生高向汉人玄理更是在华留学长达三十三年, 直至唐太宗贞观年间才回国。这些留学生留学僧广泛汲取中原先进文化, 回国后对于日本政治改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