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声在王阳明诗歌中的运用.docxVIP

论四声在王阳明诗歌中的运用 《永明诗》的出现在5世纪的创作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含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不够的。自从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发表, 大家都知道成为“永明诗”所倡导的诗歌声律基础的汉语“四声”, 它的发现是受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启发, 对“永明诗”的尊敬从此有增无减。但问题似乎也就出现在这里。在陈寅恪典范式研究的强力主导下, 文学史领域对于“永明诗”本身的认识, 因为纠结在声律的问题上, 而面临着局部化、碎片化,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 它的整体面貌反而越来越不清楚。那么, 该如何来描述和评价历史上的永明文学?如何来回答一个最简单的提问: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 不过短短十来年, 以十年之功而使诗歌发生这样大的逆转,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沈约 (411-513) 。《南齐书·陆厥传》对“永明诗”有如下描述:“永明末, 盛为文章,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 以平上去入为四声, 以此制韵, 不可增减, 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基本相同, 只是在“以此制韵”下, 增入“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 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 角徴不同”几句。这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 简要概括了“永明诗”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特征, 沈约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梁书·沈约传》叙说沈约生平, 写到他去世, 而后有一段小结, 讲了七点:第一说他左眼重瞳、腰有紫痣, 第二说他藏书居京师之冠, 第三说他用人不计前嫌, 第四说他为人情深意重, 第五说他历仕三朝、博物洽闻, 第六说他诗不如谢朓、文不如任昉但诗文兼备, 第七说他昧于荣利、乘时借势, 类乎山涛。总结这七点, 目的是要说明沈约天赋异禀、胸襟宽大, 有过人的见识和才学, 而又处世庄重、圆润, 所以堪称“一代之英伟”。其中第四点, 是讲入梁以后, 在梁武帝召集的宴会上, “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 帝问识座中客不?曰:‘惟识沈家令。’约伏座流涕, 帝亦悲焉, 为之罢酒。”文惠太子的宫人在多年以后仍然认得出沈约, 当然可以理解为是由于沈约在永明年间曾经频繁出入文惠太子的东宫, 宫中之人因而都与他相熟;不过这个故事, 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沈约在当时声望日隆, 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正是这样一个沈约, 以他在理论、创作以及韵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 奠定了永明文学的基础, 并使它播及后世, 源远流长。 一 关于诗歌声律的再论争 南朝文学发展最盛的两个时期, 一个是梁武帝的天监年间, 一个就是齐武帝永明时期。 沈约最早是以“文学”之才受到文惠太子的礼遇 永明五年 (487) , 沈约奉敕编撰《宋书》, 历时一年完成。这部史书, 由于传主的作品载入过多, 曾招致赵翼“繁简失当”的批评。在赵翼举的例子当中, 有一则便是《谢灵运传》, 他不明白传中何以收入谢灵运的两个长篇赋作《撰征赋》和《山居赋》, 竟然长达万余字 所谓“文学史的概观”, 是说在“史臣曰”中, 既看得到对于各个时代文学潮流的总体描述, 如说“自汉至魏, 四百余年, 辞人才子, 文体三变”, 说“有晋中兴, 玄风独振”, 说“自建武暨乎义熙, 历载将百, 虽缀响联辞, 波属云委, 莫不寄言上德, 托意玄珠, 遒丽之辞, 无闻焉尔”;也可以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背景下, 看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个体, 如“周室既衰”而有屈原、宋玉, 再到贾谊、司马相如, 以及其后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瑗、蔡邕、张衡, 又如“至于建安”而有二祖陈王, “降及元康”而有潘岳、陆机, “爰逮宋氏”而有谢灵运、颜延年, 等等。从这些作家身上便可以推断, 沈约的这一文学史, 基本上是辞赋与诗歌的历史, 也或者说是辞赋向诗歌递进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结束以上文学史的叙说之后, 沈约写道: 夫五色相宣, 八音协畅, 由乎玄黄律吕, 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 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 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两句之中, 轻重悉异。妙达此旨, 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 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 音韵天成, 皆暗与理合, 匪由思至。张、蔡、曹、王, 曾无先觉, 潘、陆、谢、颜, 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 有以得之, 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 请待来哲。 这是一段有关诗歌声律的理论阐述。沈约以绘画和音乐作为旁证, 来说明诗歌的和谐之美, 是要在差异中实现的, 只有在不同或对立的元素按照一定规则合理配置的情形之下, 才有可能制造出层次丰富、变化无穷的艺术。绘画之美, 在于它色彩万变;音乐之美, 在于它音高万变;文学的美, 也要靠文字声调的错综, 要靠轻重、长短、高低不同的每一个字, 连缀成句、成段, 才能构成错落有致的和谐音响。 在这里, 沈约用了一个极为主观的肯定句式:“妙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