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君道思想的法治思想.docxVIP

《淮南》君道思想的法治思想 一、 刘安不因主而事 汉武继承了“儒家内外”的治国思想，任命了残忍的官员，严刑拷打了严格的法律。古代儒学逐渐发展为“法律儒学”，相应的权利和责任思想被无条件的君主思想所取代。在汉武帝大力推行“宁左勿右”的政治环境中, 官吏即便因过酷被免, 主上往往也视为效忠能干, 斗争性强, 立场坚定, 咬人虽滥而不失为好狗, 常能再获宠任。假如因为“软弱”被免, 不仅没有了做狗的价值, 更难免被烹, 下场还不如贪官污吏。刘安谋反的冤案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对刘安谋反的记述, 最早见于《史记》, 班固在《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照抄《史记》的材料。《资治通鉴》未作考释, 又因循了《史记》、《汉书》的材料。王夫之《读通鉴论》在确认谋反的基础上, 对谋反理论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淮南王安著书……亦云博矣。而所谋兴兵者, ……其愚可哂, 其狂不可瘳矣。……而安以文词得后世之名, 由此言之, 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书而读之, 原本老氏之言, 而杂之以辩士之游辞。而老氏者, 挟术以制阴阳之命, 而不知其无如阴阳何也。所挟者术, 则可以窥见气机盈虚之衅罅, 而乘之以逞志。乃既已逆动静之大经, 而无如阴阳何矣;则其自以为窥造化而盗其藏, 而天下无不可为者, 一如婴儿之以莛击贲、育, 且自雄也。率其道, 使人诞而丧所守, 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学, 其自杀也, 不亦宜乎!夫老氏者, 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 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读刘安之书, 可以鉴矣。 王夫之这段话认为, 刘安谋反的目的是为了试验他学到老子权谋之术是否有效。王夫之的见解很值得玩味。天下恐怕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企图通过谋反来试验自己学到的知识是否高超。退一步说, 假如刘安与太子迁合谋发兵反抗, 军队从何而来?自七国之乱后, 诸侯王的军权已被朝廷收回, 没有军队, 如何反叛?又如高诱《淮南叙目》所说, 《淮南子》“讲论道德, 总统仁义”, 刘安为人处世崇尚无为, 顺乎自然。谋反显然与《淮南子》的思想观点、和刘安的处世哲学相互矛盾。 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 我们认为刘安因为争取保护自己的权力, 对朝廷有不满情绪, 这很正常。而汉武帝因为刘安曾依附窦太后, 以及淮南文士集团和中央专制文化直接形成对抗, 也对刘安不满。两者之间的矛盾被刘安的孙子刘建利用, 汉廷官吏又利用刘建的控诉, 顺应武帝消灭诸侯、强化中央政权的旨意大做文章, 乘机构陷, 步步紧逼。汉武帝“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 以《春秋》谊颛断于外, 不请” 武常选择公孙弘、张汤、吕步舒等酷吏审查淮南案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意图也很明显。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言, 西汉酷吏必备的政治素质, 就是专心事主, 唯权是趋, 不受任何道德良知的约束, 善于秉承上意, 指鹿为马, 都是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公孙弘、张汤、吕步舒莫不如此。而且吕步舒又是董仲舒的学生, 董仲舒恰恰非常忌恨诸侯王国向中央分权, “独尊儒术”的思想与刘安崇尚自由、兼容百家的学术思想完全不同。公孙弘等又通过淮南相、中尉等提供的有关刘安反抗情绪及言词的所谓情报, 大肆构置谋反罪行, 冤家审卿趁火打劫, 向公孙弘编造刘安莫须有的罪名, 接着淮南王谋臣伍被投靠朝廷, 为中央提供了诛灭刘安的直接口实。这个时候不致刘安于死地, 丧命的将可能是公孙弘等人。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所谓淮南谋反状, 半出影响, 半出罗织” 关于朝臣罗织罪名, 构陷刘安, 乘机邀功的情况, 《史》《汉》都有形象的描述, 尤其丞相公孙弘的小丑言行, 简直活灵活现。 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 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 乃深构淮南事于弘, 弘乃疑淮南有叛逆计谋, 深穷治其大狱。 司马迁的这段文字真正交待了朝廷制造刘安冤案另一个动机, 审卿贿赂丞相公孙弘办人情案, “深构淮南事”, 也就是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 编造案情。公孙弘“为人意忌, 外宽内深···虽阳为善, 阴报其祸” 二、 《隋书》中刘安性格矛盾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刘安谋反过程的材料, 来自《史记》《汉书》, 那《史》《汉》的材料又来自哪里?只有一个来源, 那就是汉朝的国家档案。有的学者人为, 司马迁曾经“二十而南游江、淮” 徐复观先生认为“《史记》《汉书》两传中, 充满了当时诬构的‘官文书’”。《史》《汉》记载的刘安谋反过程, 很大程度上都是朝廷的一面之词, 也就是雷被、刘建、伍被等人的控词和供词, 以及被捕的“怀异志于肘腋” 另外, 仔细阅读《史记》, 其中还存在这样的疑点。《淮南衡山列传》对刘安的描写, 似乎司马迁并没有在意人物性格的前后统一性, 人物性格在“谋反”前后严重分裂, 简直判若两人。在司马迁笔下, 刘安既仁义又蛮横, 既清醒又糊涂, 既聪明又昏庸, 既刚强又懦弱, 既知书达理又刚